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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六年裡，父親和一隻他從玉樹帶去的藏獒生活在城市裡，而在高原上的我，則生活在父親和藏獒的傳說中。父親在草原上生活了將近二十年，做過記者，辦過學校，搞過文學，也當過領導。草原上流傳著許多他和藏獒的故事，不完全像我在小說裡描寫的那樣，卻同樣傳奇迷人。無論他做什麼，他總是在自己的住所餵養著幾隻藏獒，而且都是品貌優良的母獒。母獒們一窩一窩下著崽，他就不斷把小狗崽送給那些需要它們和喜歡它們的人。所以他認識和認識他的藏獒、跟他有過餵養關係的藏獒，遍佈三江源的許多草原。有個藏民幹部對我說，&ldo;文革&rdo;中他們這一派想揪鬥父親，研究了四個晚上沒敢動手，就是害怕父親的藏獒報復他們。我替父親慶幸，也替我自己慶幸，因為正是這些靈性威武的藏獒，讓我發現了父親，也發現了我自己‐‐我有父親的遺傳，我其實跟父親是一樣的。
在長駐三江源的六年裡，父親的遺傳一直發揮著作用，使我不由自主地像他那樣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草原，完全像一個真正的藏民那樣生活著。我很少呆在州委所在地的結古鎮，而是一頭紮在了對於城鎮來說更加邊遠的雜多草原、曲麻萊草原和康巴人的囊謙草原。我有時住在父親住過的房東家，有時住在牧民的帳房裡，有時住在寺院的僧舍裡，我天天看到日見稀少的藏獒，並成為它們的朋友。我穿著藏袍，騎著大馬，參加所有的牧業生產活動、所有的節日活動和所有的佛事活動。我和牧民們混在一起，喝酒，吃肉，放牧，餵狗，議論他們的家長裡短，幫助他們解決婆媳矛盾，鄰裡糾紛。那時候的記者，尤其是像我這樣生活在邊遠牧區的記者，工作任務是很輕的，一兩個月寫一篇報導就已經算得上敬業了。我有的是時間忘情地做我願意做的一切。常常是這樣：騎著馬，帶著房東或者寺院的藏獒，走向很遠很遠的草原，醉倒在牧人的帳房裡。我那個時候的理想就是：娶一個藏族姑娘，和父親一樣養一群藏獒，冬天在冬窩子裡吃肉，夏天在夏窩子裡放牧，偶爾再帶著藏獒去森林裡雪山上打打獵冒冒險。我好像一直在為實現我的理想努力著，幾乎忘了自己是一個長駐記者。
有一次在曲麻萊喝多了青稞酒，醉得一塌糊塗，半夜起來解手，涼風一吹，吐了。守夜的藏獒跟過來，二話不說，就把我吐出來的東西舔得一乾二淨。結果它也醉了，渾身癱軟地倒在了我身邊。我和它互相摟抱著在帳房邊的草地上酣然睡去。第二天早晨迷迷糊糊醒來，摸著藏獒尋思：身邊是誰啊，是這家的主人戴吉東珠嗎？他身上怎麼長出毛來了？
這件事兒成了我的笑話，在草原上廣為流傳。姑娘們見了我就吃吃地笑，孩子們見了我就沖我喊：&ldo;長出毛來了，長出毛來了。&rdo;介紹我時，再也不說我是記者，而是說：&ldo;這就是與藏獒同醉說戴吉東珠長出毛來了的那個人。&rdo;牧民們請我去他家做客，總是說：&ldo;走啊，去和我家的藏獒喝一杯。&rdo;
那時候的我是有請必去的。一年夏天，我去結隆鄉的牧民尕讓家做客，住了短短一個星期，他家那隻大黑獒對我的感情就深到一日不見就滿草原尋找的地步。使我常常猜想，它是不是父親餵養過的藏獒。幾年後我要離開草原，正好從結隆鄉出發。大黑獒看我打起行裝坐進了汽車，知道這是一次長別離，就對汽車又撲又咬，牙齒都咬出血來了。在它的意識裡，我是迫不得已才離開它的，而強迫我離開的，正是這輛裝進了我的該死的汽車。後來聽說，我走了以後，大黑獒一個星期不吃一口食不喝一口水，趴在地上死了一樣，好像所有的精氣神包括活下去的意念都被我帶走了。主人沒了辦法，就把一隻羊殺了，又從狼皮上薅下一些狼毛，沾在死羊身上，扔到它面前，怒斥道：&ldo;你是怎麼看護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