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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ldo;革命知識分子&rdo;對&ldo;革命&rdo;的反思之一(3)
我讀到的最新的一篇關於瞿秋白的文章，是吳小龍發表於《隨筆》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iddot;人格&iddot;思考‐‐〈多餘的話〉究竟要說什麼》，這篇長文表達了與林勃所代表的觀點相近的看法，並把問題思考得更深入，對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時的心態把握得更準確精細。吳文認為：&ldo;瞿秋白在這篇文字中，表達了他的人生悲情，堅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著他所獻身的那個事業的歷史教訓‐‐這是這一篇文字的價值所在。&rdo;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自稱&ldo;叛徒&rdo;。吳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稱的時候，&ldo;是帶著一種真的以這個稱呼來侮辱他的那些人們永遠不可能理解的一種悲愴&rdo;。如果&ldo;叛徒&rdo;意味著向敵人告密求饒，意味著出賣組織和&ldo;同志&rdo;，那瞿秋白決不是這樣的&ldo;叛徒&rdo;。然而，&ldo;他又確實在內心裡與作為國民黨殺他的理由的那個&l;事業&r;拉開了距離，他所經歷的這個運動中的許多事，確實使他感到了某種真誠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對這種&l;政治&r;的情感上的疏遠和背離------&rdo;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獻身的那個&ldo;事業&rdo;的思想和情感上的&ldo;叛徒&rdo;。吳文也強調，不能從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對自己的那些&ldo;苛評&rdo;，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瞿秋白表達的那種對政治的倦怠和冷漠：&ldo;現在，我們可以不必諱言，造成了瞿秋白這種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思想家的生命有賴於他所認定的價值原則，和體現、實現這種價值原則的事業這兩者的支撐，而在瞿秋白，這兩種支撐都已大半失落：&l;同一營壘&r;裡的人對他的所作所為玷汙了他與他們共同認定的社會理想和價值理想，以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誠，他無法接受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憊，厭倦等深深透著失望的情緒產生；事業上，由於非他所能為力的原因，他現在被&l;解除了武裝，拉出了隊伍&r;，成為一個失敗者‐‐這兩者，就是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裡表現出那種無奈、痛苦、低沉的情緒的根本原因。&rdo;至於瞿秋白為何要以一種曲折、隱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林勃、吳小龍等都指出，是因為瞿秋白身處敵人獄中，不便於明白直接地談論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的黑幕和表達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種對《多餘的話》的理解，第一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相同，即都對《多餘的話》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卻大相逕庭。第二種和第三種雖在評價上頗對立，但在對瞿秋白真意的體察上卻更接近。其實，只要對瞿秋白投身&ldo;革命&rdo;後的人生遭遇有所瞭解，只要對瞿秋白所身歷的中共黨內&ldo;殘酷鬥爭，無情打擊&rdo;的情形略為熟悉，就不難看出第一種理解是過於皮相的。就我來說，越是細細品味《多餘的話》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愴的詩。它把一個&ldo;革命知識分子&rdo;對&ldo;革命&rdo;的反思表達得既朦朧又深刻，把一個&ldo;革命知識分子&rdo;臨終之際對自身人生錯位的痛悔表達得既隱晦又顯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從1928年開始，便飽嘗黨內&ldo;殘酷鬥爭，無情打擊&rdo;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在蘇聯度過的，而正是在這期間身歷的黨內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