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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丁玲命運和人格的影響(4)
在延安時期，丁玲任過中共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副主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副主任等職。在延安的&ldo;搶救運動&rdo;中，丁玲雖&ldo;罪證確鑿&rdo;，但卻小驚無險。丁玲在南京被監禁的經歷，本來是極易被雞蛋裡也要尋出骨頭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為毛澤東的話而使康生們無從措手。據甘露《毛澤東與丁玲》一文（載《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6）說，1940年，丁玲找毛澤東，要求審查她在南京的歷史並做出書面結論，&ldo;毛主席聽了丁玲的陳述，對她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可是要作書面結論，你得找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同志。於是丁玲找了陳雲同志，對這一段歷史作了詳細的匯報寫了書面的材料。經過中央組織部認真審查，給丁玲作了實事求是的正確的結論，認為丁玲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並且把這個書面結論放進了丁玲的檔案。&rdo;丁玲的《&ldo;三八節&rdo;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幾乎同時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丁文發表於1942年3月9日、王文分兩次發表於3月13日和26日），兩文都因對延安某種現狀有所批評而為一些&ldo;老幹部&rdo;所痛恨，在&ldo;搶救運動&rdo;中也是與《野百合花》齊名的&ldo;大毒草&rdo;，但作者的命運卻大為不同。王實味因此被投進監牢，後又被砍殺。丁玲則由於毛澤東出面保護而平安無事。在一個高階幹部學習會上，毛澤東強調丁玲與王實味不同，丁玲是&ldo;同志&rdo;，王實味是&ldo;託派&rdo;。倘沒有毛澤東的這種表態，丁玲的這篇《&ldo;三八節&rdo;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頗為&ldo;曖昧&rdo;的被監禁，足以使她在&ldo;搶救運動&rdo;中不死也脫層皮。目睹了王實味以及許許多多從&ldo;國統區&rdo;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有過被捕經歷的人，在&ldo;搶救運動&rdo;中被整得死去活來，丁玲怎能不對毛澤東無限感激呢！在晚年回憶起此事時，丁玲仍由衷地說：&ldo;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裡一直感激他老人家。&rdo;（《丁玲自傳》第234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對丁玲有&ldo;救命之恩&rdo;。經過&ldo;整風運動&rdo;而進一步明確了寫作方向的丁玲，於1944年6月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發表於《解放日報》副刊。毛澤東讀後於7月1日寫信給丁玲，對丁玲深入群眾、歌頌工農兵的寫作方向大表讚賞，並邀請丁玲到自己住處做客。1982年5月，丁玲寫了《毛主席給我們的一封信》，專門回憶此事，其中說到：&ldo;毛主席稱讚《田保霖》不只是一封信。據我所知，他在高幹會和其他會議上也提到過。------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rdo;可以說，在整個延安時期，丁玲基本上是春風得意的，丁玲的生活中是充滿陽光的。這十幾年，是丁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而這份得意、這份陽光、這份幸福，卻或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毛澤東對她的重視、關愛和保護。1948年11月，丁玲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後到莫斯科參觀訪問並會見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隨中國和平代表團赴布拉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會後訪蘇，10月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慶典。1952年2月，丁玲赴莫斯科參加果戈理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1952年3月，丁玲出版於1948年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史達林文藝獎金。這在當時，有點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