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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幹預一般是不重要的，偶發的。讓女人有某種經濟獨立地位並參與生產的階級，是被壓迫階級；而作為女工，她們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過男工。統治階級中的女人是寄生者，她照樣要服從男性的法律。在這兩種情況下，女人實際上都不可能採取行動。法律與社會習俗並非總是相符，平衡兩者的方式是，女人決不可以有具體的自由。在古羅馬共和國，經濟條件賦予主婦具體的權力，但她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獨立地位。女人在農業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層商業中產階級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婦一僕人，但在社會卻是未成年者。另一方面，社會瓦解時代的女人卻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的附庸，便會失去她的采邑。她僅有消極的自由，表現為放縱與揮霍。女人在羅馬衰落時期、文藝復興時期、18世紀、督政府時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有時她成功地讓自己忙個不停，卻發現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卻不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除了別的，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已婚女人在社會上有她的位置，但沒有任何權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擁有法律行為能力，但直到本世紀仍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

在法權與社會習俗的這種對立中，還產生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矛盾：自由戀愛不為法律所禁，通姦卻是一種罪過；但是，&ldo;誤入歧途&rdo;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現卻受到寬容。因而，從18世紀至今的許多年輕女人，她們結婚是為了可以無拘無束地有個情人。透過這一有獨創性的制度，大多數女人像個孩子似的處處受到管束：如果女性人格在這兩組管束‐‐抽象的和具體的‐‐中要成功地表現自身，就需要有一種特別的環境。其業績可與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會制度的力量將其提升到各種性別差別之上的女人。伊薩貝拉女王、伊莉莎白女王和葉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們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們的女性氣質一旦在社會上被廢除，就不應當再含有劣等性的意味：大權在握的女王所佔的比例，要遠遠高於偉大帝王所佔的比例。宗教也引起了同樣的變化：錫耶那的卡特琳和聖&iddot;泰麗莎完全出乎生理學意料之外地做了聖徒。

她們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們的行為，她們的著作，都達到了極少有人達到過的高度。

完全可以認為，若是說其他女人未能給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為她們在受自己處境的牽制。除了消極和拐彎抹角，她們幾乎不能用別的方式幹預事務。朱迪絲（如山山）葉夏洛特&iddot;科黛、維拉&iddot;查蘇裡奇是些暗殺者；女投石黨人則是些陰謀家。在大革命時期，公社時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對既定秩序。人們允許女人不接受和反抗無權利和權力的自由，卻不允許她去分享積極的建設性成果。她至多可以順利地以間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業。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烏爾森公爵夫人（the prcess desurss）都是顧問，她們的意見被洗耳恭聽‐‐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聽聽她們的意見。

當男人願意讓女人相信她選擇了一個好的角色時，他們喜歡誇大這種影響。但實際上，採取具體行動時是聽不到女性的聲音的。她們可以挑起戰爭，卻提不出戰鬥謀略；她們對政治的支配，幾乎只處在把政治變為陰謀這個檔次上。女人從未對世界實施過真主的支配權，對技術或經濟也沒有施加過影響。她們沒有締造過出沒有毀滅過國家，更沒有發現過新世界。雖然某些事件是由女人而爆發的，但她們是藉口而不是行為者。盧克麗霞的自殺只有象徵性的價值。殉道總是向被壓迫著開放；在基督教迫害時明，在社會或民族剛剛失敗以後，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