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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是個老紅軍。他身經百戰，渾身帶著十多年戰爭的傷疤，是一個慈祥的長輩。從文工團到工程處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來，自然不想讓我下去，就問我，你下去工作，有什麼技術啊?
我說，我什麼技術也沒有，但我可以學，不行的話，當工人也行。
他說，你是個知識分子，我們共產黨優待知識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來，你就安心在科裡工作吧。
我這人心直口快，我說，共產黨也是我的共產黨，何況，我考上中專還沒念就當兵了，也不算知識分子。
他聽我這麼說，趕緊說，是我們大家的共產黨，但不管怎樣，你要留在科裡。你認為你不是知識分子，可我是把你當知識分子看待的。我們科裡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聽他這麼說，我便留下了。
但沒過多久，我看了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後，又夢想去當一名教師，我跟科長講了，他嘆了一口氣，用無奈的口氣對我說，你們知識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書育人，可能是我們新中國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這樣，我到工程處第二子弟學校當了一名教師。
王慶國：父親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帶著揹包，坐著一架馬車去學校時，心裡十分高興，因為電影中的女教師也是坐著馬車去上班的。
我來新疆後，每年都能收到一兩封家人寫給我的信，這些信都是從澳門轉過來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拆信看後，嚇了我一跳。信中稱我為王慶國將軍，要我為他們服務。我既害怕，又生氣，當天上完課後，我就從學校往工程處趕，當時兩地相距好幾裡地。街上的塵土一踩，揚得老高。我小跑著，身後留下了一長溜塵煙。到了保衛科，找到孫科長，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把信交給他，說，報告孫科長，我這裡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裡的東西可嚇人了。
他看後，笑了一笑。
我說，你還笑，我都嚇得不行了!
他說，小王，不用管它，這是敵人慣用的伎倆，我們瞭解你，你是個好同志，組織是相信你的。
聽完他的話，我激動得哭了。那種被信任的感覺在當時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啊。我由衷地說，謝謝組織，我一定好好工作，決不辜負組織對我的信任!
我在學校開始時教體育課和音樂課。那時，小學的孩子大多是從口內農村接來的，有的十五六歲才啟蒙。我那時扎倆小辮，個子還沒學生高。學生們野慣了，根本不聽我的話，一上音樂課，他們就瞎哼哼，南腔北調。上體育課時，他們就跟我比個兒，一說要罰他們，他們就順著烏魯木齊河跑。我不顧一切地追，他們跑得比兔子還要快。我一個女孩子，要追上他們自然非常吃力，但我發誓一定要追上他們，不然，他們下一步會更不聽我的話。
任何工作其實都是充滿艱辛的，遠沒有文學藝術中所表現的那麼浪漫。但我從此卻愛上了教書這一行。沒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勞動了。想當初，我自己要下去勞動，科長不讓，如今卻被趕到了工地上，心裡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來，我發誓要當青年突擊手。那時，兩個禮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們知道我當過教師，對我很是尊重，他們照顧我幹最輕的油漆活兒。我不領情，主動要求去打混凝土，因為我認為打混凝土創造的價值比刷油漆高，創造的價值高，才可能成為突擊手。我最終如願以償，我的照片‐‐滿懷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貼到了光榮榜上。我被評為兵團優秀團員，我所在的團支部被評為先進團支部。
第二年我調到印刷廠當校對，六○年初又調到建新報社，但我仍想教書，六二年，經過我的一再要求，我終於調回了學校。即使在&ldo;文革&rdo;，我也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