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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精神,非常有意思。最後,隨著公司逐漸壯大起來,‘我們’越來越變成指代哈維和鮑勃,‘他們’則指員工們。”
從哈佛商學院畢業沒有幾年的施密特顯得極為清爽和理想主義,但他同時也明白,要理清他們的做法將是一項艱鉅的事業,同時也是公司躍上新的發展臺階的必要之舉。“我對哈維和鮑勃說,現在該到把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獨立電影公司的合法性建立在某種做事業的方式上的時候了。那就是一切都要透明。我們必須結清合作方的資金,向人們表明,如果他們來跟我們合作是不會後悔的。這是今後公司向更高水平發展必須要做的事情。”米拉麥克斯支付了大約400萬美元給《性、謊言和錄影帶》的製片人。哈維常常四處炫耀,把它作為米拉麥克斯決不食言的一項證據。“往往,他們支付一筆收入分成給製片人時,那一定是另有所圖。”施密特接著說。不錯,這次他們的所圖就是公司的合法性。他又補充說:“我不能說他們好不容易從分成收入中支付給《性、謊言和錄影帶》製片人一筆錢是一種伎倆,因為他們有發行收入提成比例——哈維和鮑勃不能對它亂來——但問題在於,我們在這部影片上賺了五六百萬,我們理應付這筆錢,但這兩個傢伙卻四處炫耀。”(米拉麥克斯對此予以否認。)
出於同樣的考慮,施密特還積極推動溫氏兄弟走大眾集資的路子。這樣不僅會給溫氏兄弟帶來3000萬或者4000萬美元的新資本,而且還會提高他們的借貸能力,但是作為大眾投資公司必須接受公眾的審查,以此在財經界樹立自己的合法性,這跟電影圈裡的贏利分成是一個道理。
與此同時,在另一條戰線上,哈維和鮑勃在跟一些大製片廠談判公司收購事宜。如果融資失敗,他們可得找一個有錢的老爸,需要時隨時把錢送過來。但是,米拉麥克斯在採取這些措施之際又跟當初一樣快要山窮水盡了,它的三大產品——《檸檬姐妹》(The Lemmon Sister)、《動物行為》、《暴富》(Strike It Rich)——均告失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0年11月發行的《布里奇夫婦》可能是公司賺錢最多的影片,贏利達770萬美元,喬安妮·伍德沃德被提名為最佳女演員候選人。當然,這還不算很好。“新線公司的《忍者神龜》(Ninja Turtles)大賺了一把,”施密特說,“新線公司的成功總是比米拉麥克斯早一步,這幾乎要了他們的命。”《騙子》(The Grifter)多少有些賠了;《廚師、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成績不錯;迪克·皮爾斯(Dick Pearce)的《漫漫歸途》(The Long Walk Home)總收入為480萬美元;佩德羅·阿爾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的《捆住我;綁住我》(Tie Me Up;Tie Me Down)總收入為380萬美元;還有一些評論家看好的影片——張藝謀的《菊豆》和邁克爾·維爾霍溫(Michael Werhaeven)的《壞女孩》(The Nasty Girl)也賺了一筆。但是,還有一大批沒有爆炸的啞彈——比如《高個子》(The Tall Guy),總收入為萬元,《美國夢》(American Dream)總收入為萬元,海爾·哈特利的《難以置信的真相》總收入為萬元,里茲·博登的第二部影片《愛情犯罪》(Love Crimes)完全一敗塗地。這部影片經過反覆重寫、重剪、重拍,但所有這一切都是白搭。米拉麥克斯步入兩年最艱難的時期,雖然偶爾會有一點成功,但總體上已經在向懸崖邊緣滑去。
在聖丹斯學院的黑暗中心,雷德福聽上去馬上就要離開這個機構。但是他還在堅持著,對於看到它走出黑暗充滿信心。愛德華·諾頓曾說:“在尋找出路的時候,人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