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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肯。他們倆經常辯論，李漢超讓他走出公寓，走出課堂，到鬥爭中去看一看。他則緊搖著頭說：“我是搞藝術的，不是搞政治的。一個藝術家如果一沾政治的邊，就會把藝術上的美破壞得體無完膚。；”李漢超一聽這話，立刻就激動起來，兩人就會爭得面紅耳赤。雖然如此，關係可從未中斷，一逢節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蕭就去找李漢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館子裡去，吃上一頓好飯。不是塞上蕭一個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漢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裡惦念老同學的身體。他猜不準李漢超參沒參加共產黨，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而且正為之獻身。他見老同學沒早沒晚地搞學生運動，有時顧不上吃顧不上喝，身體明顯消瘦下來。一個人的信仰是不能勸阻的，主義認定就不好改變。塞上蕭覺得，這正像他父親信奉封建禮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義、崇拜王爾德一樣，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勸告李漢超，兩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藝術。但是對朋友的身體他卻要盡一點責任，大責任盡不上，每隔幾天幫他改善頓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這對他來說簡直成了必盡的義務，如果遇上哪個星期天沒找到李漢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著為止。李漢超也明白他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辭了，推辭也沒用。本來李漢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館子，他那地主家庭總給他匯錢來，但他一個錢也不肯亂花，他要買書，要救濟困難同學，要儘可能地多交一些黨費。而且他也真顧不上去講究吃喝呀。
他們的關係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九一八”事變的槍聲響後不久，李漢超就拋下妻女，趕到抗日第一線，參加東〕比義勇軍去了。
塞上蕭還原地沒動。他大學本已唸完，但他不願離開那學生公寓，不願離開已經過慣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圖書館對他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願回吉林那個家。他的媳婦對他就像一塊永遠不散的黑雲一樣，隨著他的心清在他頭頂上飄來飄去，有時離得遠些，有時離得近些，有時就順著頭頂壓下來，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曾給母親和兩位執掌家業的叔叔寫過好多次信，要求離婚，結束他和他媳婦那痛苦的生活，還給他們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嚴詞拒絕。他母親甚至告訴他：這是他父親為他辦的親事，要把媳婦“休”回孃家，除非讓他父親點頭。唉！這真是從何談起，父親已經進入九泉之下，難道要到閻羅殿前去找他？而最後一封信更加厲害，競附上上他媳婦的一段誓言：我幼讀《女兒經》，長讀《閨中訓》，我明白德容言功與三從四德，我也知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我進了蕭家的門，活著是蕭家人，死了是蕭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
接到這封信後，塞上蕭就再也不向家中提這件事了。也只有這時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國這套封建禮法把人束縛到什麼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誠的宗教徒那樣，一生就以身殉道。
寒上蕭不願回吉林老家不等於他不惦念東北家鄉。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對家鄉的淪陷，人民遭受的塗炭，還是思念不已的。他送李漢超上火車的時候，曾泣不成聲，淚灑胸懷。
九月二十一日，他從報上看到了日本大兵開進吉林省城的訊息。他痛苦得連王爾德都研究不下去了。過不幾天，王一民給他來了信，信上說：他準備馬上就離開吉林，投筆從戎，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去。信中憤慨地述說了吉林被漢奸熙洽出賣的情況。當時吉林省長張作相正在錦州老巢裡給他母親辦喪事，軍政大權完全操縱在滿清皇族、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省督軍署參謀長熙洽手裡。九月十九日日寇剛一佔領瀋陽城，熙洽馬上就和他當年在日本留學時的老師，現在指揮一個師團侵略軍的多門二郎聯絡上了。二十日熙洽下令將吉林駐軍全部撤出吉林城。二十一日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