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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農曆春節,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離息縣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營長阮仁貴請了幾天假,回家看望母親。阮慶主動來給我代職。回到家鄉,母親跟做夢似地看著我。她左看右看,見我健全的從戰場歸來,滿心高興,熱淚跟珠子一樣滾出眼簾。當母親得知我在孝感駐防,離家不遠,更是樂得不知說什麼好。這是我和母親最後一次相見。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對母親說,生怕走漏風聲,更怕母親擔心。在家過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別母親,返回孝感。臨走前,我站在母親面前凝視著她。看到母親明顯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心中萬分悲痛。但國難當頭,忠孝實難兩全,只能忍痛離去。後來,母親在我投奔延安後一年,於1939年10月謝世,享年58歲,我再也未能見上一面。不過,母親死能瞑目了。那時,陝北和國統區還能通郵,我到延安後給母親寫過信,母親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產黨,正在打東洋鬼子,為民族解放而奮鬥,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當天晚上,依舊將床鋪堵在門口睡覺。開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實。但由於一路上的疲勞,漸漸頂不住,就一覺睡了過去,而且這一覺睡得很死。下半夜,從黃陂新拉來的六個壯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試探,隨之一個個都從我身上邁過去,逃走了。天明,我清查人數,少了三對。營長阮仁貴聽說出了逃兵,指著我鼻子破口大罵:&ot;關俊彥,你連幾個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關餉要薪水。哼!這下好了,老子讓你拿個鳥。跑一個兵扣十塊銀元,逃了六個扣多少你知道,這個月薪水不夠,下個月繼續扣……&ot;我心裡也窩火,白幹了一個半月不消說,還讓上司臭罵了一頓。這哪裡是當排長,分明是在當看守,當打手,當劊子手,與士兵為敵。以往在國民黨中央軍的經歷,同我在家鄉見過的北洋軍閥相比,多少還能看到一些積極的方面。在淞滬抗戰前線,儘管士兵們奮勇抵抗,但將領指揮無能,損失慘重,令我這個剛剛從軍校畢業的年輕軍官對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的能力產生了懷疑;師管區的親身經歷,每天看到的都是軍官們無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賭,打麻將,過著醉生夢死般的生活。面對這種種腐敗作風,更讓我對國民黨完全喪失了信心。而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剛剛投入抗日戰場,就取得了平型關大捷,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戰勝利,靠國民黨是不行的。這更堅定了我到延安參加革命的決心。這時廖斌來信,相告演習完畢,已回到武漢。我們就以外出抓丁為名,趕去相見。我們三人先後兩次到江岸區的長春街67號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請求送我們去延安。第一次,見到了羅炳輝同志,他沒有答應我們的請求。但我們並不氣餒。第二天又去&ot;八辦&ot;,見到董必武同志。董老熱情接見了我們。當我們說明來意後,董老認真地對我們說:&ot;你們的願望很好,我們支援,但希望你們考慮清楚,陝北地方很窮,物質匱乏,生活艱苦。再有去延安要路過西安,那裡有很多國民黨特務,如果被特務抓到會很危險,還有殺頭的可能。這兩點請你們考慮好。&ot;我們當即表示堅決去延安,不怕危險,不怕吃苦。董老和羅炳輝見我們態度堅決,就同意介紹我們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和阮慶、廖斌三人,帶著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開具的介紹信、通行證,登上了北去的火車,到達西安。當時從西安到延安還容易走。從1938年下半年起,國民黨當局開始阻撓進步青年投奔延安,困難和危險大大增加。
我們一路上化裝成學生,不敢聲張,不敢說笑,生怕碰到國民黨特務,壞了行程。但人人都是喜在心頭,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滿心歡喜地奔向延安,奔向光明。回憶這一段經歷,我懷著立志報國的滿腔熱情投考黃埔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