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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在學校裡也講三民主義，雖然我對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都很以為然，但親眼看到的政權代表卻是像任應歧、戴民權那樣的軍閥、土匪武裝，所以對舊政權印象很不好。到了中學時代，陳繼承在潢川當專員，為了拉攏民心，執行過一些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因此麻痺了不少群眾。但我上學期間因紅軍進攻潢川，國民黨軍隊封鎖學校，我們無故被扣押四十餘天，我們多次同他們談判和交涉，才獲準出城回家。在城外又被他們羈押，誣陷我們是小共產黨，想敲我們的竹槓。因此，我對國民黨軍隊的印象很壞。加上聽了陳二哥的見聞，特別是七中師生在吳丹坤老師的帶領下參加大荒坡農民暴動的革命壯舉，更是讓我崇拜共產黨，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有了更多的嚮往。由於以上幾方面的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對共產黨的認識。我那時能夠接觸到的共產黨如周新武，聽到的共產黨如參加革命暴動的七中師生，都是在社會上普遍受人尊重的知識分子。因此，我對國民黨的反動宣傳產生了徹底的懷疑，反而認為共產黨都是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是為人民謀幸福的，並非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同時，我也對共產黨有過許多幼稚的想法，或許是從小受《七俠五義》等武俠小說的影響，對共產黨甚至還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神秘感，覺得共產黨員都是些有武俠精神，神通廣大，好打抱不平的能人。我在潢川省立七中讀了四年書(其間因病休學大半年)，學習了現代科學基礎知識，看到了淮河套以外的世界，明白了中國正在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正在一步步地淪為殖民地。我上中學的第一年，日本侵佔了東三省;到我畢業時，貪得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又陸續佔領了熱河及冀東地區，還企圖進一步分裂華北。我和同時代的青年學生一樣，義憤填膺，都渴望能夠上前線去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學習軍事，報效祖國的思想就是在這個時期逐步形成的。2005年1月，潢川中學迎來了百年校慶，我作為一名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老校友，畢業七十餘年後還有機會參加母校的百年校慶，同各屆校友歡聚一堂，感到非常幸運。參加校慶的老同志，除我之外還有抗戰後期的校友白樺，他1947年從母校畢業後參加了解放軍，一直在部隊從事文藝工作，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是著名作家。我們在一起回顧母校百年變遷，展望光明的未來，心情無比激動。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奮鬥，現在回顧年輕時的奮鬥目標：打倒列強、剷除軍閥，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祖國一天天地強大，這一切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年輕時代的夢想，相信我們祖國的明天一定會更燦爛。
4、少年時代的社會變遷
我出生在民國六年(1917年)。當時的中國已從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1911年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並未建立起統一的政權。各省各地的大小軍閥們仍然保留著濃厚的封建割據統治，軍閥政權甚至比皇權時代的清政府更專制、殘酷。帝國主義的勢力更是一步步深入到鄉村，他們把中國當成殖民地，不斷掠奪和壓榨中國人民。我的家鄉河南地處中原，軍閥混戰更是連年不斷。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還未建立，國家處於大變革、大動盪的時期，社會一片混亂，人民生活日漸艱難。 ??
我生活在農村，這裡的封建勢力未受到很大衝擊。我讀書時住過的胡家、張家，以及後來上小學時在縣城住過一年的王家。這三家地主在當時的農村社會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地主，他們有的是官紳一體，有的是地主、紳士加土匪惡霸，有的則是開明紳士。但他們都是透過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剝削佃農。他們有的還勾結官府、軍閥、土匪，共同欺壓百姓，過著不勞而獲的富裕生活。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基層政權很不健全。村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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