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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銅鼎17件，在後來的發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銅鼎36件，一個古墓竟有36件銅鼎隨葬，可見墓主人對鼎是何等崇拜。
繼銅鼎、銅勺發現後，考古人員又相繼發現了銅黎、銅鏈、銅銬爐、銅鑰、銅匝、銅鏡等青銅器物，為了便於研究，考古人員把西耳室一、二、三層出土的青銅器物統歸於一類，分別對製造技術、防腐效能等進行比較和鑑別。後經研究發現，這個室出上的青銅器，除個別器物的形體和東耳室出土的青銅器類似外，大部分則是東耳室未發現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牆根下出土的一件銅虎節，乃是整個嶺南地區惟一的一件重寶。
這件銅虎節出土時，通體裹有絲絹，與銀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從外形看，全器鑄成一隻蹲踞狀老虎，器長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狀為目大張，露齒，弓腰，尾上捲成&ot;8&ot;字形，姿態生動威猛。虎節正面有錯金銘文&ldo;王命二車徒&rdo;字樣，另鑲有27片彎葉形金箔作虎斑紋，背面無文字，但上貼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細金片勾勒，頭部金箔多達10片。整個器形雖為一扁平銅板製成，但其頭與足的各轉折位置及臉部皺紋等均用粗線條勾勒，層次分明，紋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鑄出彎葉形淺凹槽，上貼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斕生輝，威勢大增，其通體在增添了立體感的同時，又透出一股風生樹撼的生氣和靈性。
關於&ldo;節&rdo;最早始於何時，史學界尚無定論。在《周禮&iddot;掌節》中，有&ldo;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rdo;的記載。而在《小行人》中，對節的製作原料作了這樣的解釋:&ldo;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族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rdo;這個記載漸被後來的考古發掘所認定。1946年9月，有農民在長沙市東郊挖掘出了一件銅龍節，據當時的挖掘者說，這件銅龍節出土於一個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寬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麵銅鏡和雙耳陶壺等。銅龍節出於墓室腰部，出土後輾轉於古董商人及惡霸之手，建國後此銅龍節收歸湖南省博物館儲存。
長沙東郊發現的銅龍節為長條形，頭端較大，尾端小，一端鑄有龍頭，其餘為長方形，正面刻有銘文&ldo;王命命傳賃&rdo;5字，反面有&ldo;一棲飲之&rdo;4字，正反兩面共9字，其中正面的&ldo;命&rdo;字為重文，通長21厘米、頭端寬3厘米、尾端寬19厘米，銘文留有明顯的刀鑿痕跡，應為鐫刻無疑。根據《小行人》&ldo;澤國用龍節，皆以餘為之&rdo;的記載，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稱銅為金)為之，應屬澤國用的龍節。
與長沙出上龍節在字型、時代基本相同的，還有安徽壽縣出土的&ldo;鄂君啟金節&rdo;。1957年4月，安徽壽縣八公山鄉農民李義文、徐世均在九里鄉九里纖修復堤坎的工程中，於城東門二里許的丘家花園取土時，發現了&ldo;鄂君啟金節&rdo;4件，與金節同時出土的還有小鐵錘、小金塊和一些陶片等。經文物部門派人到出土現場勘察，得知當地農民在修復堤坎取土時，掘出了一個墓葬的一角，隨葬器物由此顯露於世。
那次發現的鄂君啟金節，為青銅製成，其形體極像現代文具中的竹製&ldo;臂擱&rdo;，中間有個竹節，將器面分為兩段，呈卜長下短之勢。4件金節中，有3件長短寬厚相同，器面竹節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長，雖然寬度、厚度相同，但與其他3件器面的竹節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異，不能拼合於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