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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有所述 ，又可以尊為道德的風範。此外，還必須具有足以勝任博士職責的專經訓練和相當的教學經驗，以及身體健康等條件。後來皇帝頒佈的詔書又規定，任博士必須在五十歲以上。
漢代文具雖然已有縑帛、紙、筆，但是使用並不普遍。在書寫出版相當困難的漢代，大師們的經說難於書諸簡牘，多是師師相傳，學習儒學就必須從師，經師講學也就成為漢代大學的主要教學形式。經師講學有專門的講堂，據說洛陽太學的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還有內外之分，稱內外講堂 ，可以想見當時講學的規模宏大。太學博士多為一代名儒，對儒經都有專門研究，他們說經，具有講學性質，致使中國封建社會的太學，在其初創階段就有了學術性。同時漢代社會也較注重經師的教學藝術，這種時尚直接影響太學的教學。
太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成為卿相，有的任官為吏，有的收徒為師，但也有學而無成白首空歸的。除大將軍、大官僚的兒子不靠太學的資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大學生，其出路仍體現了學而優則仕的辦學宗旨。統治者建立太學，根本目的在於提高吏治效能，加強中央集權。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漢代太學實行了養士與選才相結合的辦法，與此同時又改革了文宮的補官與晉級規定，使之與太學的選才原則一致起來，這一方案也是由公孫弘統一擬定的。公孫弘的建議得到漢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後， 文學禮義、 通一藝以上都被列為補官、晉級的條件，而且優先使用通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學的修養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視，造成漢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漢書·儒林傳》）的局面，即從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會講經學。儒學和仕途完全結合起來，讀書人都變成了儒生。養士育才和職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漢代政治思想統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貫徹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關鍵一環，這在當時具有順應歷史發展需要，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統治，補充和修正世卿世祿制度的積極作用。但是，剝削階級升官發財的思想，也隨之侵蝕著學校教育，毒害著讀書人的思想，這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與階級的侷限性，是應當批判的。
謝龍透過詢問其他太學生了解了個大概，主要就是太學學規和老師也就是博士，還有就業前景的方向，覺得這大學，呸，這太學很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