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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經世大法墮失無遺。＇3＇
所謂“漢唐以後”云云，似即針對清代糧政現狀而言。
全祖望說：今上即位，有意大用方苞。尋遷禮部侍郎。“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並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公之密章秘牘，世所未見”；和碩履親王嘗曰：“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4＇
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間河南旱荒，“盡發數年所積倉谷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銀以代谷，而無谷可糴”的例子，證大災大飢之必應備，覆上疏稱：
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倘有如漢、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有米糧，將如何轉運，況鄰省亦無積穀乎？……
臣願我皇上，熟計審處，斷自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5＇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也很能動人聽聞，對於皇上堅定增強倉儲的決心乃至糧政上的巨大改變，可能起過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倉儲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無力於增加倉儲。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後，屢次勸捐倉谷，但屢積屢散，實儲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儲備。雍正間尤賴省際調撥，而輔以民間商業流通。其時國家倉儲雖有定額，實儲遠為不足。故曰：“康熙間倉儲，有銀無米；雍正年間，雖經整飭，亦未詳備”。＇6＇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動聽，當時倉儲的實際情況和糧政本身的重要性質，確實為今上提供了一個選擇的可能和施展抱負的宏大舞臺。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今天下土地不為不廣，民人不為不眾，以今之民耕今之地”，理應“儲蓄有備，水旱無虞”；而“我國家休養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戶慶盈寧，蓄積饒裕，乃猶時虞匱乏之虞，其咎安在？”＇7＇表示在糧政方面將有一番大的作為。
清代政府手中的糧食，分為中央和地方儲備兩種。清初以來因財稅支給制度的某些變更，本色稅糧已遠較明末為少，＇8＇其構成以漕糧為主，起運貯存京師。這四百餘萬石稅糧，在滿足宮廷、政府機構和軍隊使用之外，常有剩餘，可以撥濟受災地區（即所謂“截漕”）。但就用途之專、數量之大而言，分佈於各地的倉儲則顯得更為重要。其中包括常平倉（設於省、府、州、縣城市），社倉（設於鄉村），義倉（設於市鎮），以及旗倉（設東北），營倉（設近邊），鹽義倉（設瀕海）等。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專為賑恤和平抑糧價而設的常平倉，按規定於春夏出借（有息），或平價出糶，秋冬糴還；凶歲則給散貧戶。其來源則主要動用正項採買及捐輸（如捐監或按田糧分捐）等。
採買涉及政府財政，給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帶來很大麻煩，如用何種價格買補，買價能否超過（平糶）賣價；在糧食的保管方面，則有虧損、挪移、賠補等等問題。所以當日的問題，乃一在於“買”，一在於“存”。為避開這些矛盾，最好的一個辦法，可能就是捐監了。
繼各地採買開始之後，乾隆三年正月諭令開捐，於本省交納本色。＇9＇計劃除各省額設常平倉谷二千八百餘萬，應予買足之外，增定捐監谷三千二百萬石。＇10＇以使常平倉谷總數達到六千萬石之多。
過去學界不免想當然的以為，皇帝是一個“熱血青年”，並不瞭解底下的實際情況，最新利用檔案資料的研究表明，不同級別的官員透過不同手段向他反映了許多真實情況（無論是在倉糧的使用上，還是在其儲存上），他對底情是相當瞭解的，只不過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知其不可而為之”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