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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入主中國，陰察學術宗主之所在，與夫當時趨向之眾寡，於是從眾而力主之，陞享朱子於十哲之列，而號於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學也。遂天下洽然悅服者有之，緣飾希世者有之。……此其意，徒審中國之大勢而先據之，鉗天下之口而莫敢號我以夷狄也。……
東南開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輕浮而好議論，則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陰沮豪傑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天下之患常在北虜，則迨其賓服，自康熙時築宮於熱河，……今皇帝身自統御而居守之矣。
西藩強悍而甚畏黃教，則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分封名王以析其勢。
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術也，獨於中土似若無所用心，然其心以為，天下之小民，薄其賦斂則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顧無可安之術，則估尊朱子之學大慰遊士之心。……一以陰弱中土之士，一以顯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24＇
似乎清人統治天下，皆為一種“術”之運用，且有“陰”、“顯”的兩個方面，無論是“尊朱子”，還是“薄賦斂”，並不是像他自己所標榜的樣子。＇25＇儘管朝鮮人的態度已有所轉變（如稱“清人雖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26＇“乾隆行寬大之政，可謂賢君”＇27＇，但仍持如此嚴厲的批判態度。
用人則“內滿而外漢”，使臣李彝章回國報告裡寫道：
今則兵權、宥密，專委清人，治民之職，漢人僅參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積怨太甚。
朝鮮國王評論說：“乾隆獨何心而分別清漢”？＇28＇乾隆八年考選御史，杭世駿策稱：
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三江兩浙天下人才淵藪，……而十年不調者，皆江浙之人。豈非有意見、畛域（之分設）？＇29＇
或者，就像倫敦大學國際會議論文所說（2010年）：
一個“幽靈”，在中華大地徘徊。它來自於北方，在近千年的時間裡，挾帶著異樣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及其強大的武裝力量，一次次以少數征服多數，君臨了中國。從表面看，它像似中國傳統，卻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帶有著“國際背景”。它到底是什麼？過去，常把它解釋為“民族矛盾”、“野蠻落後”，恐怕也不盡然，或許我們應一步把它視為一種“政治性質”。所謂“清朝統治者”，已有幾分接近於“現代政黨”。在一般所說的清人受到“漢化”的同時，我們也許更應該注意到這一“外來者”的“異質性”和它的主動“侵略性”（不僅表現為清初“薙髮”）。＇30＇
這確是異乎傳統政治之常的，也無怪時人之不易接受。
1773年，耶穌會團體被羅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作為“最後一個耶穌會士”的劉松齡，“以憂鬱卒”（享年71歲），一個時代就此終結。
二十年之後，乾隆皇帝終於實踐了自己當初的諾言，執政六十年後，“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又當了三年太上皇，才撒手西去（1799），其時已經年近九旬。
有一些問題，我們至今仍不好回答，即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劉松齡等傳教士的違規行為（如涉足傳教、信件不由官差遞送＇31＇，為什麼卻“置而不問”，予以包容？他知道不知道，這些傳教士曾在背後這樣罵他，而且傳諸四方？
更為重要的是，在十八世紀，一個“現代化”的年代，透過包括傳教士在內的各種途徑，西方是否曾經影響了中國？而就一般意義而言，傳教士又對中國政治產生過何種影響？相反，中國又曾怎樣影響了西方（這種影響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這些，恐怕都不好回答，也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範圍。
我們只知道，就在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