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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諭）”
為什麼這樣說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讓他覺得以前的“預言”有了應驗？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歲），他雖未經冊立，但已默定繼承帝位。在這之前，曾定為皇太子的次子永璉，也於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歲）。兩位皇子皆為正宮娘娘皇后富察氏親生，看來，她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乾隆十三年三月，終於在巡幸山東途次，不幸崩逝。
據說，愛子與愛妻的相繼過世，使皇上一反常態。有學者根據他事後寫的數百首悼亡詩，證明他對皇后情愛之篤。結果他變得暴躁易怒，嚴苛無情，動輒大發雷霆，——如果那是一個“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麼？
首先成為他的目標的就是皇長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們因在喪禮中沒有哀傷的表示，“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被宣佈“斷不可承繼大統”，師傅和俺達一同受到處分。
四月，皇上發現翰林院草擬的滿語冊文中，誤將“皇妣”譯成“先太后”，欲傳旨查問，不料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書阿克敦於是被革職問罪，刑部加重定為“斬監候”，盛怒的皇上以為尚輕，改交吏部治罪。結果，刑部堂官署理滿尚書盛安、漢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群、兆惠、魏定國均被革職留任，阿克敦斬監候，秋後處決（後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夠潔淨，光祿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級呼叫。
工部則因辦理皇后冊寶不敬，全堂問罪。
禮部因王公大臣行禮多有不妥，尚書海望、王安國降級呼叫，其他依律處分有差。
宗人府也幾次受到申飭。
其後，外省官員也被殃及。皇后逝世訊息公佈後，一些官員並沒有具摺奏請來京弔祭，這引起了皇上的不滿，特別是對那些滿族大員。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湖廣總督塞楞額、漕運總督蘊著、浙江巡撫顧琮、江西巡撫開泰、河南巡撫碩色、安徽巡撫納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懲處之列。
風暴繼續擴大，這一次是“違制剃髮”。六月，皇帝宣佈，“本朝喪禮，薙髮之罪最重”，一經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頒發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員並不清楚這一祖制，有的則已經剃頭。首先被發現的是錦州知府金文淳（幾被正法），＇4＇繼之有盛京、杭州、寧夏、京口、涼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駐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不但和他屬下文武官員全在百日內剃頭，而且朝廷內外風聞已久，竟無一人奏聞。為此而受到嚴譴的有總督尹繼善、大學士高斌，周學健（另有受賄罪）與塞楞額則被賜令自盡，湖南巡撫楊錫紱、湖北巡撫彭樹葵均被革職。
這些都是中國官方史料的記載。在傳教士劉松齡（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筆下，事情就不僅有這一個層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
“一片烏雲聚集在中國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們用刀和繩索殺死了屬於多明我會的一個主教和他的四個助手；在南京，我們耶穌會的兩位神父也被殺了；還有在江西，一個方濟各會的人也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
在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縣破獲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傳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區主教白多祿被抓了起來。
當時任福建巡撫的周學健幾次上奏問題的嚴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獨行教中國一事，不惜巨金。現據白多祿口供，澳門共有八堂，一堂經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國撥出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