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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俄羅斯有一種觀點，認為改革提供的機會沒有被蘇聯社會抓住，也沒有得到重視，改革是&ldo;將俄羅斯歷史的軌道轉到與歐洲和其他世界合作方向的浪漫而宏大的計劃&rdo;（安&iddot;格拉喬夫）。1985‐1991年的歐洲和美國社會輿論與其說是重視這個計劃，不如說是感覺到米&iddot;謝&iddot;戈巴契夫作為一個人和一位領導人，其風度、舉止、活動符合有關改革派政治家的觀念，符合對日益民主的俄羅斯的事態應當如何發展的期望。
從1980年代後5年社會輿論調查來看，我國同胞總的來說是贊同這一點的（同時他們的看法是接近歐洲人而不是美國人）。例如，阿爾奇&iddot;布朗在仔細分析了改革時期蘇聯社會輿論調查之後指出，&ldo;與西方評論家和戈巴契夫的俄羅斯政敵通常的論斷相反，他甚至在當選總書記5年之後仍然是蘇聯最受尊敬最有聲望的人&rdo;［55］。
不能不看到，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關於改革的社會輿論是在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環境中即在告別威權主義歷史和&ldo;專制傳統&rdo;的情況下形成的，這種告別是困難、痛苦和長期的。最重要的是，在從1985年起的整整20年中，社會對改革及其領導人的態度對於同胞們來說始終是一個同俄羅斯民主的命運緊密相連的問題。
注釋
［1］本文是根據向由葛蘭西基金會（義大利）、戈巴契夫基金會（莫斯科）和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組織的&ldo;戈巴契夫與歐洲&rdo;會議（2003年3月28‐29日，羅馬）提交的報告寫成的。
［2］我在這裡用的是英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阿爾奇&iddot;布朗關於改革事件的一本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的書名‐‐《戈巴契夫因素》。阿&iddot;布朗《戈巴契夫因素》，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歐洲人和美國人評價的異同(6)
［3］歐洲人社會輿論1954‐1989年對蘇聯態度的變化和歐洲人在改革時期對戈巴契夫的態度可以用&ldo;理解軸&rdo;和&ldo;信任軸&rdo;的形式加以圖解。負值（-）和正值（+）與包含消極和積極態度並表明信任或不信任的答案比例是一致的。參看埃梅特&iddot;德恩&iddot;奧斯登《1985‐1990年西歐對蘇聯和戈巴契夫總統的認識》，載於《歐洲安全的未來：歐洲社會輿論的比較分析》，布魯塞爾1991年12月16‐17日。
［4］研究結果載於埃梅特&iddot;德恩&iddot;奧斯登前引書中。這份報告提交給了由菲利浦&iddot;莫尼加爾教授組織的布魯塞爾會議，筆者對其提供資訊表示感謝。
［5］埃梅特&iddot;德恩&iddot;奧斯登前引書，第98‐102頁。
［6］同上，第102頁。
［7］同上，第108頁。
［8］同上，第107頁。
［9］
［10］路透社1989年10月5日。
［11］埃梅特&iddot;德恩&iddot;奧斯登前引書，第109頁。
［12］&ldo;美國人都支援美俄核協定。有一半的人認為這是一個大成就。&rdo;
［13］研究人員認為，鮑&iddot;葉爾欽&ldo;繼承了&rdo;美國人對米&iddot;戈巴契夫的信任，但後來對他的信任度發生了負的變化。美國人對普京的信任度在其就任俄羅斯總統兩年之後與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