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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蘇聯制度中多元化的確立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但也應當指出,無論在蘇聯,還是在後蘇聯的俄羅斯,完全的民主化都沒有實現。如果我們不再解釋事實,而是作出一種假設‐‐&ldo;這本來可以發生,實際上卻沒有發生&rdo;,就有理由這樣來推測(不過,當然沒有充分的說服力):要是在兩個具體情況下戈巴契夫採取另一種立場的話,國內就可能產生更加有生命力的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民主制度架構。第一個致命的錯誤決定是1990年3月透過最高蘇維埃投票、而不是透過直接全民選舉來推選蘇聯總統的決定。如果作出在1990年春季進行直接選舉(不僅僅是所說的未來的總統選舉)的決定的話,那麼從把大多數共和國留在革新後的自願聯盟中的角度來看,這會是一個更加重要的決定(下面將詳細談到這一點)。
第二個決定是戈巴契夫關於共產黨暫緩公開分裂的決定,從建立可以鞏固聯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國的政治架構的角度看,這是個重要的決定,而從進一步加強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眾所周知,戈巴契夫在一些談話中曾認為可以實行政黨競爭。1985年亞歷山大&iddot;雅科夫列夫以個人名義致信戈巴契夫,信中建議把蘇共分為兩個黨,從而使政治制度成為競爭性制度,戈巴契夫並沒有把這視為對黨的神聖的統一原則的蓄意破壞,他只是說這一想法&ldo;為時過早&rdo;[16]。顯而易見,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這一想法的確為時過早,剛剛當選的總書記戈巴契夫,身處由持有正統觀點的共產黨人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讓黨分裂,尤其不能忘記,列寧主義政黨一向對分裂分子深惡痛絕。
戈巴契夫可以大膽嘗試使黨分裂的最合適時機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蘇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也許這次代表大會是最佳時機。當時可能會有幾百萬共產黨員和戈巴契夫一起走並成立社會民主黨,而剩下的&ldo;真正的共產黨員&rdo;也可以組成一個大黨。此外,蘇共內部還可能分出一個自由主義政黨,因為在這個思想上不一致的組織中有一些像葉戈爾&iddot;蓋達爾這樣的人,有許多積極鼓吹市場經濟的人,這是建立使各政黨得以相互競爭、獲得廣泛支援和堅實的財政基礎(如果蘇共的財產能夠在蘇共派生出的各個黨之間分配的話)的制度的最佳方案。然而後一個假設不能不引起疑問:能在相互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如此公開地按照西方模式轉向政黨競爭嗎?
&ldo;殘餘的&rdo;共產黨內的主要力量也許是黨的機關工作人員,他們當時大都對戈巴契夫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抱有十分懷疑的態度。難道他們不能同軍隊和克格勃結成統一陣線來防止分裂嗎?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話,叛亂(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常可能成功。在1990年,領導政變的那些人不會遇到他們在1991年8月面臨的問題‐‐他們宣稱代表全體人民,而在此之前兩個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國人民,至少也是俄羅斯人民)已經選舉一個觀點完全不同的人‐‐鮑里斯&iddot;葉爾欽為總統。1990年夏季葉爾欽還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只有在1990年春季透過全民選舉當選蘇聯總統,才能獲得這種合法性,正因為如此,關於直接選舉蘇聯總統的假設是非常重要的(在論述第五個轉型即蘇聯解體那部分將談到這一點)。不過,如果戈巴契夫真的冒險帶頭去分裂共產黨的話,保持黨的形式上統一的風險性總的看來會更大。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結束冷戰
結束冷戰
關於西方、特別是里根政府在停止冷戰方面起了什麼作用的爭論至今仍未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