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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認為，改革不是一種簡單的改變，而是通常透過擴大人們的政治自由或經濟自由的範圍（或者同時擴大這兩方面的自由範圍）使他們的生活得到改善，這不是對現有秩序的革命或全面改變，而是在廣泛的歷史、制度架構和文化維度上逐漸地、一步一步地改善制度。在蘇聯問題研究者的著作中常常可以見到關於&ldo;真正的改革&rdo;應當迅速而又全面的論點，按照這種論點來看，諸如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在幾十年過程中逐步實現的英國和美國選舉權利、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擴大以及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ldo;新政&rdo;都不是&ldo;真正的改革&rdo;。還應當記住，儘管現在越來越多地出現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場化，但是改革並非總是、並非必然意味著民主化和市場化。

這種認識中有一種歷史上形成的錯誤觀點，蘇聯制度是不可改革的，它經歷的只有&ldo;不成功的改革嘗試&rdo;。20世紀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明顯擴大了蘇聯大多數公民的經濟自由，並在較小程度上擴大了他們的政治自由；而赫魯雪夫的政策也帶來了20世紀50‐60年代一系列積極的、長久的改變，許多西方專家顯然認為這是蘇聯改革的可能性的極限，他們指出，戈巴契夫提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與維護蘇聯制度的反民主的歷史聖像‐‐十月革命和列寧是不能並存的。

但是，這一觀點缺乏比較透視。法國人和美國人已逐漸改變了各自的民族革命的方式，為的是使其符合當代的價值觀，為什麼民主的俄羅斯民族卻不能逐漸原諒雖然壓制過民主、但畢竟還擁護民主的列寧和蘇聯制度的其他創始人呢？應當原諒這些由於在1914年以前尚無先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暴力而出現的時代造就的人物，要知道，就連美國人都原諒了他們的奴隸制創始人（奴隸主總統曾領導美國近50年，沒有奴隸但擁護奴隸制的總統領導美國的時間更長，美國甚至在建造國會大廈和白宮時都曾使用過奴隸勞動）。實際上，對列寧和十月革命的作用的這種重新認識到20世紀80年代末已經在全國流行，即成為更加廣泛的&ldo;懺悔&rdo;過程的一部分。

如同對待改革一樣，為了準確地給&ldo;蘇聯的制度&rdo;這一概念下一個定義，首先需要摒棄一切臆斷的和不確切的東西，其中最常見的是將蘇聯的制度同&ldo;共產主義&rdo;混為一談，例如&ldo;共產主義是不可能改革的&rdo;這一著名公理，這裡提到的共產主義是一個無法理解、毫無意義的空洞的分析概念。從來沒有一位蘇聯領導人公開說過這種共產主義曾經在自己的國家或其他什麼地方存在，他們說的只是社會主義‐‐而蘇聯的最後一位領導人甚至對這一點都產生了懷疑。&ldo;共產主義的&rdo;其實就是賦予官方意識形態、執政黨和所宣佈目標的一個名稱，這一術語的意義取決於具體的領導者並且經常發生很大變化，實際上什麼都可以表示，例如，戈巴契夫在1990年下過定論，認為&ldo;共產主義&rdo;這一概念表明&ldo;循序漸進地走向民主和提出高於一切的共同價值&rdo;。西方觀察家可能不瞭解抽象的&ldo;共產主義&rdo;與現實的蘇聯制度即&ldo;蘇維埃制度&rdo;的全部生活之間的差別，但蘇聯（後來是俄羅斯）的公民明白，在這一點上他們同戈巴契夫是一致的，&ldo;共產主義不等於蘇維埃聯盟&rdo;。

為了給蘇聯的制度一個準確的定義和評價，就要和分析其他任何制度一樣，從它的各個執行部分、特別是基本制度架構和實際情況的角度來分析它，而不能把它視為抽象概念和意識形態的人為產物。在西方的蘇聯問題出版物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