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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縣境內）、夏州等地，“六州胡”都害怕被吐蕃人襲擊，於是一起遷移到石州（今山西離石市）。唐綏、銀、麟、勝招討使馬燧為了使他們遠離戰爭前線，將他們安置在雲、朔地區。此後唐廷在他們其聚居的地方分別設薩葛、安慶兩府來管理他們。薩葛、安慶兩府境內不僅有可供畜牧的廣闊牧場，且是北方遊牧民族進入河東地區的重要孔道。範希朝派朱邪執宜率領沙陀勁騎駐守在這個地方，顯而易見，是想用英勇善戰的“沙陀軍”為捍衛邊境安全。
“沙陀三部落”因是在唐末藩鎮割據和戰亂環境中形成的，故隨著社會動盪的加劇，其相互關係也不斷有所加強。例如在*龐勳起義和黃巢起義中，“三部”就一直被置於朱邪赤心父子的直接控制之下，這對於“三部落”逐步發展成為鞏固的聯合體並最後走上一體化道路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完全有理由這樣說，“沙陀三部落”是沙陀人由部落發展成為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沙陀突厥人就無法在五代時期創造出那樣輝煌的業績。翻開新、舊《五代史》，細心的人不難發現，在後唐、後晉、後漢、北漢政權中，屬於“沙陀三部落”的人，隨處可見，比比皆是。他們大都身居要職，手握重權。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在其《胡考》一文中就說：“五代諸臣出代北者多胡姓，如康福、康思立、康義誠、康延孝、安叔千、安重榮、安從進、李存孝、李存信、安審琦、白從進，皆是也。然則沙陀雖雲突厥，其與西胡相淆，亦云甚矣。”
二、沙陀族共同體中的其他民族成分
1、突厥：這裡所說的突厥，是指除“沙陀三部落”以外，在隋唐五代一直仍被確認為突厥的人。突厥人之所以能成為沙陀族共同體中的重要成分之一，是與大量突厥人散居於唐朝北方邊境相關的。咸亨年間（670—674），突厥部落又有相率內附的，分別被置於豐、勝、靈、夏、朔、化等州地方，從而在北方形成了許多突厥人居住區。
2、回鶻：回鶻之所以能成為其重要成分之一，與其散居於唐北方邊境也有很大關係。據記載，自公元7世紀以後，回鶻就不斷有人內遷於唐北方邊疆居住。其中既有主動徙入的，也有被迫歸降而入住的。唐開成五年（840），回鶻因統治階級內訌，為黠戛斯所破，國亡，此後也有為數頗多的回鶻人入居於中原內地。當烏介可汗於天德戰役中失敗後，其特勤嗢沒斯、阿歷支、習勿啜便率眾歸降唐朝，被置於雲、朔之間。由於他們與沙陀人居地相近，加上沙陀首領長期擔任代北一帶防禦任務，故隨著歲月的流逝，遂有部分人逐步融合於其中。
3、吐谷渾：吐谷渾與沙陀人相結合，並融入其共同體中，估計數量也很多。鹹通年間（860—874）朱邪赤心（李國昌）充當河東行營、沙陀三部落招討使時，其屬下就已有不少吐谷渾人在其軍中服役了。雲中地區吐谷渾部首領赫連鐸、白義誠因在與李國昌父子爭奪雲、代地區戰爭中失敗，赫連鐸被殺，白義誠被俘，其部眾也有不少為李國昌父子併入“沙陀軍”中。
4、韃靼。這裡所說的韃靼，主要是指“陰山韃靼”，韃靼異稱“室韋”。“陰山韃靼”在唐中葉以後，曾廣泛活躍於陰山至雲州邊境一帶，與沙陀、吐谷渾、党項等毗連而居。振武（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西北）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武宗會昌二年（842），當回鶻烏介可汗挾太和公主進攻雲州等地時，武宗便令“起室韋、沙陀三部落、吐渾諸部”前往堵御。鹹通九年（868），以龐勳發動起義，引兵北上，駐次彭城（今江蘇徐州），唐懿宗便令康承訓率沙陀三部落、韃靼和吐谷渾前往*。廣明元年（881），李國昌和李克用父子因在與赫連鐸等爭戰中失利，被迫逸入韃靼部。不久，因黃巢率領起義軍佔領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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