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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稅是國家的主要財政收入，農民佔全部人口的約大多數。基於此，歷代封建王朝無不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重農抑商。
但封建王朝的統治根基是地主階級。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維持窮奢極欲的宮廷生活，歷代帝王極力剝削農民。各級官僚表面上信奉“民貴君輕”的儒家學說，實際上卻和地主階級形成天然的同盟，並不真正關心農民的福祉。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隨著玉米、土豆、花生的糧食作物的引入，國家人口激增。晚明時期，全國人口有近一億人。到了乾隆年間，人口突破三億。咸豐元年，即1851年，全國人口已達三億四千萬人。
儘管引入了高產量的糧食作物，但清王朝並未及時改進農業技術，結果反而使農民更加窮困。人口增多，便要開墾更多的荒地。幾番刀耕火種之後，土地營養耗盡，土壤板結沙化，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洪水氾濫。
一旦遇到天災，農民束手無策，官府又賑災不力，於是乎大量農民淪為流民。對於這些流民來說，如果想活命，要麼加入會黨，要麼落草為寇。
康乾雖稱盛世，但徒有其表，人口雖多，民間卻非常貧困。到乾隆晚年，國家已現衰亡之象。
論農民起義，舉其大者有雍正年間苗民起義、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起義、道光年間臺灣張丙起義、湖南瑤民起義、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等。
到了咸豐一朝，捻子、太平軍、小刀會、回民更是頻頻起事，令咸豐寢食難安。
在眾多農民起義中，以太平天國運動規模最大，綱領最尖銳，威脅最大。究其原因，仍是農民生活困苦，不堪官府、地主剝削，希望透過拜上帝教實現“耕者有其田”。
歷史告訴我們，太平軍鼓吹“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以此吸引農民。但實際上，太平軍並未將土地分給農民，反而實行“聖庫”制度，將一切財物歸公，實質上將所有財物收歸以天王為首的少數勳貴。
火軍初到銅陵，如果說成立復興會是“修內功”的話，那麼推行分田到戶、爭取農民支援，則是“練外功”。內外兼修，缺一不可。
1842年，不列顛國人開啟了中國的大門，強迫清廷開放魔都等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
坐落在長江下游，且與魔都相距不遠的銅陵，卻和大多數縣城一樣閉塞，以小農經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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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陵三面環山，剩下一面為長江所隔，地理形勢逼仄，人口也不繁盛。就軍事價值而言，這裡簡直就是個“死地”。
既來之，則安之。要想解開經營銅陵這步“死棋”，首先便是推行“耕者有田”，爭取農民支援。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調查，陳城等人仔細推敲，以最快速度推出了分田方桉。簡單來說，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
但分田到戶是件大事，關係到全縣數十萬人的生計。一旦操作失誤，可能會造成社會動盪，甚至會引起地主反彈。
陳城本人親自主持“耕者有田”運動，先在老洲鄉做試點。這老洲鄉本是長江裡的沖積沙洲，地界清晰，農業生產關係相對簡單。全鄉共有百姓九百餘戶，六千餘人，共有耕地約一萬畝，平均下來每人僅有地一畝七分。
實際上，老洲鄉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張姓、劉姓兩戶大地主手中。這兩家大地主共佔地三千畝。另有中等地主八戶，佔地約二千畝；小地主約二十戶，佔地約二千畝；剩下富農約有五十戶，佔地一千畝；中農勉強溫飽，近兩百戶，佔地一千畝；剩下六百多戶貧農、僱農，或無地，或少地，共佔地一千畝。
對農民家庭成分的劃分，主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