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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農工黨員的名義，將這一敏感話題寫成了《關於出生性別比失調應引起高度關注》的黨員個人建議，上報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參政議政處。
章詒學秘書長和其他領導同志對這份建議十分重視，很快又以“農工黨北京市委會”的名義上報農工黨中央。
1995年，這份提案提交到全國政協八屆三次會議。
農工黨中央和北京市委會領導在對待我的提案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讓我這個*員深受鼓舞和教育。
事實證明，中國各*黨派不是什麼“政治裝飾物”。
只要是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利的建議，你就可以大膽地提、放心地提。
更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全國政協提案委按“急事急辦、特事特1辦”的原則，在八屆三次會議期間，召開了由國家計生委、公安部、衛生部、農工黨中央等單位參加的“現場協商會”。
農工黨中央指示我在協商會上作主題發言。
在協商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給農工黨中央副主席、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蔣正華家裡打去電話，我向蔣副主席講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顧慮，他在電話中親切地安慰我“不要緊張，就按建議所反映的實際情況講，有關領導會理解的。”蔣副主席的話讓我精神放鬆了許多，也進一步理清了我的發言思路。
第二天，我作為提案的第一作者，代表農工黨中央發言。
會議室裡坐滿了各協商單位的主要領導，其中有國家計生委派出的副主任時任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現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維慶（右二）在筆者（右三）的陪同下了解B超儀器使用情況。
2農工黨中央農工黨首亮出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紅牌李宏規、蔣正華和四位司長。
會後才得知，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家計生委主任的彭佩雲同志為開好協商會做了周密安排。
她指示正在天津開會的幾位司長連夜返回北京，立即準備材料，做好現場答覆準備。
會議室裡還有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的記者，他們都希望參加協商會的部、委領導就性別比增高問題接受現場採訪。
鑑於當時提案內容的高度敏感性，領導們都婉言謝絕了。
會議開始後，當我面對如此眾多的“頂頭上司”，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思想壓力，甚至有些後悔不該提出這麼敏感的提案，因為這畢竟是一個需要某些部門承擔責任的重大問題。
但是，轉而一想，我作為一個*黨派成員，有責任、有義務向上級如實反映涉及民生、民意的重大社會問題。
否則就是失職、失責。
儘管提了，單位不會給我多發獎金；不提，單位也不會扣發我獎金。
但是，提了就可求得內心平靜，不提就會受到良心譴責。
世界上最難承受的不是別人的批評，而是來自內心的自責。
政協委員建言立論的影響越來越大（5）
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我坦然發言和提問。
隨著會議的進行，我發現我的顧慮是多餘的。
與會領導的真誠、直率，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
他們充分肯定農工黨中央的提案提得非常及時、非常準確。
提案反映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現實問題。
如果對此不加以重視，儘快採取有效措施，將會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
有專家甚至擔心，20年後我國因性別比失衡會產生大規模情殺、*、*、買賣婦女的性犯罪現象。
大家形成了共識，要治理出生人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