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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孫匡男的判斷是：罪犯的目的是搶車，產生的動機的時間就在搶車前不久。根據這個判斷，他指揮部下全體進山查訪，後來果然查出，罪犯為遼寧鐵嶺人，犯有前科。這人進山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搞木耳，沒有搞到，十分懊喪，出山後中途想到搶車，遇到哨卡匆匆逃走。久而久之，同事們都意識到這位公安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確有自己的一套。有點福爾摩斯的品味，孫匡男則很欣賞福爾摩斯說過的一句話：&ldo;當你把一千起案件都熟悉在心時，那麼發生第一千零一起案件時，你就一定會破獲。&rdo;
9時10分，徐衍東廳長親自將張副廳長送至大門口，又一一與孫匡男、崔道植、車則仁等6位同行者握手。省廳派出的第二工作組便分乘三輛汽車啟程，此時距&ldo;128&rdo;案發案已整整15天。孫匡男坐進了張廳長的小車。一路上，他們還有機會交換些看法，孫匡男順帶匯報了處裡近期的工作。他總的感覺是，人手不夠，疲於應付，如果此時省內別的地方又發生一起&ldo;128&rdo;式的大案，就真不曉得派什麼人去了。張昕楓當然能理解，笑笑說：&ldo;形勢變化的確太快，公安戰線上總的看來還不能適應這種變化的形勢，還比較被動。最近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種新的防範體制，重新把人口控制住，掌握住，現在人、財、物流動太大，客觀上造成許多犯罪的機會，防不勝防。這裡的關鍵是人口的流動性大，許多人口不在公安視線裡，與過去的情況大不相同了。&rdo;
孫匡男點頭：&ldo;您讀過《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嗎?這本書聽說被批了，書裡有一種觀點，說中國的農民本來是被牢牢地釘在土地上，所以出不了大事，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都進城了，流動起來，社會也就不容易穩定了。我不同意這種觀點，農民為什麼就該一輩子釘在土地上呢?但從某一個角度上看這種情況也能說明一種變化，就像您說的，開放了，搞活了，人財物也活動起來，如果公安還是死的，像過去那樣管理，恐怕事情就少不了，非要有相應的對策不可，既要改革開放，又要加強管理。&rdo;有人曾經生動地概括當前形勢的變化：大街遠處不經商，旅店成了小銀行。工廠好比萬寶囊，居民樓院變空房、流動人口似水淌，都市裡面有村莊。皮包公司遍天下，霓虹閃爍夜更長。
張昕楓思忖著說：&ldo;我的想法是應該加強公安基礎業務工作，重點是派出所的工作，抓住這個環節，才能有效地預防、發現和控制犯罪。不然我們就會變成瞎子和聾子，總是處於被動局面。&rdo;他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1996年，張昕楓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兼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的副廳長，到任後很快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施。哈爾濱市、區兩級公安機關得到大刀闊斧的精簡，精簡下來的幹部大都充實到基層派出所。同時，又向社會上廣泛招募大學生，將數百名大學生直接派往基層派出所充任民警，這個大膽的舉措震動了警界。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魅力用在了點子上。並不是所有的公安局長都有眼光從長遠考慮從事這種基礎建設的。旅途上，張昕楓與孫匡男交談了不少看法，無一涉及眼前的&ldo;128&rdo;大案。張昕楓親自指揮過若干起大案的偵破，在他看來，&ldo;128&rdo;大案屬於必破之列，他關心的不僅僅是案件本身，而主要是案件發生的環境，他認為這一環境才是自己真正面對的現實。
在鶴崗方面，公安幹警們則由於張副廳長的即將到來而歡欣鼓舞。張昕楓也屬於&ldo;老三屆&rdo;，1968年初中畢業，同年下鄉，到泰來縣勞改支隊工作，這個偶然的安排竟決定了他一生的職業。1979年回城後，因為過去這段經歷進了當時的人民保衛部即公安廳。後任五處副處長，一年後升為處長，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