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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確是個道德君子，即便其人大開操縱御史言官羅織罪名的先河，但卻終究只是倚之為推行新政的手段。
相比起繼其人之後主政計程車大夫們，無論是新黨也好舊黨也罷，一個個不論青紅皂白、有益無益，只要能夠打擊對手便無所不用其極的行為，終究是要體面得多。
但是在理財方面，其人卻似乎並不是一個個中能手。
當下大宋朝野之記憶體在著一個共識，目前他們面臨的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前所未有的重大財政危機。
其實從財政收入豐富性上來講，大宋相較於漢唐絕對是誕生在了一個好時代。
這個時代商業的長足發展和繁榮，使宋政權極大程度上擺脫了對農業的依賴，甚至是從前歷朝歷代無比重視的田制，到入宋以後都變得像是鬧著玩一樣。
所謂是“田制不立、不抑兼併。”
龐大無比的工商稅收入和穩定的官營工業，本足以讓宋政權的日子過得寬綽許多。
然而也就是日子過得太寬綽，漸漸養成了宋廷以至於各級官府，都在大手大腳地揮霍著錢糧。
歷經真宗、仁宗兩朝太平之後，財政支出過於冗濫的局面終於還是形成了。
這便是老生常談的“三冗”。
冗兵則國家武備不振，容官則官家政務難通，冗費則國家財賦難濟。
三者各有側重的危害方面不假，但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在“錢”字上面。
常年累月的問題堆積下來，最為突出的一個結果在於：國家是真的沒錢了！
重大的財政危機引發了統治者們的重視，早在先帝的先帝，也就是宋仁宗末年的時候，一場由已故范文正公主導，如今的所謂的舊黨領袖們，也即韓琦、富弼等人參與的新政拉開了帷幕。
史稱“慶曆新政”。
不同於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將目光更多的集中於政治層面，具體來講是官員選任何考課方面。
透過改革科舉制度、整修官員考課升遷條例等等辦法，宋代長期存在的冗官問題一度得到了緩解。國家財政開始復甦，官僚體制執行效率也不斷提升。
不過這場集中於政治領域的改革，最終也由於政治領域的反撲而宣告失敗，範文正、韓琦、富弼等人，紛紛被大規模觸動利益的官僚士大夫集團攆出了朝堂。
而當今官家自繼位以來，便積極謀求實施財政改革。
這倒不是說他只想改革財政，而是一則財政問題確實明擺著很嚴重，二則政治問題處理起來實在棘手。
自家便宜祖父沒能解決的問題，他也多少有些打怵。
於是其人開始在官僚體系中物色合適的人選，且不提他是如何左思右想之後，最終選定了王安石這個門外漢，來替自己主持和指揮大宋財政改革。
只說從結果上來看，咱們這個號稱英明神武的官家，顯然是多少有些失誤。
王安石變法口號總是喊得十分響亮，如“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什麼的。
但隨著一個個政策實施下去，如青苗法、市易法等等，最終卻是紛紛背離了自己的初衷。
“我究竟能給這個時代帶來些什麼？”吳希喃喃自問。
恰好這時，韓三輕輕敲響了房門：“郎君，中午要吃些什麼？僕好著人提前準備著。”
吳希卻是隨意答道：“三哥且看著安排吧，清淡些最好。我再休息片刻，待飯食好了叫我就是。”
“唯。”
且不提吳希這一天人在病中，如何胡思亂想不停。
卻說華燈初上之時，平遙縣衙後宅，左龔與平遙知縣並主簿、縣尉等人卻是再度聚首。
“推官，可著人向州中太守那邊發函請示了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