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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17日，父親年近五十、母親也快四十歲時生下了我。中年得子，兩人自是歡天喜地，宴請親朋，辦滿月酒，慶祝一番。父母給我取乳名民順，大概取其平順之意。又請族祖關翔千給起了大名，按族譜應是升字輩，就取名關升彥，後來父母又覺得叫俊彥好聽，就改叫關俊彥，字俠青。我這個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多歲，到延安後才改名叫黎原。
我七歲之前，家庭情況總體說是比較好的，父母對我非常寵愛。在我七歲時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父親患肺癌不幸去世。當時我正在胡家圍子隨四爺讀書。當年父親帶我到縣城逃避土匪綁票時，他就覺得胸前憋悶，吐過一次血，但他並不介意，認為心裡吃重，調理調理便會好的。日子一久，病情加重。那年月醫學落後，農村醫療條件更差，直到父親病危時也沒有請醫生，而是找了幾個道士來家診斷。道士說父親是鬼魂附身，只要趕走鬼魂身體就好了。那時在農村還有一個陋習：當病人快不行的時候，是不可以住在臥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鋪。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道士們將父親搬到堂屋，繞著父親敲鑼打鼓，唸咒語。我和母親既無助又無奈，只好眼睜睜地望著父親疼痛憋悶而死。
父親去世後，家境開始艱難。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擔就都落在母親一個人身上。孤兒寡母，日子本來就過得緊巴，加上我要上學，更是捉襟見肘。記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歡歡喜喜地迎新春，縣上來了兩個官差，上門要收稅款十塊銀元。當時家裡沒錢，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親哭了半天，沒有辦法，只好到親友家借來五塊銀元，給了他們才算完事。雖說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親非常要強，頑強地支撐著這個家，繼續供我念書。
父親去世後，家裡沒了勞動力，二舅看母親獨自一人支撐著這個家實在不容易，就讓他的妻弟來我家做事。他姓朱，叫什麼名字我記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當艱苦，除了姐姐嫁給我二舅外，家裡一個親人也沒有，只能靠打工度日。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麼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只是埋頭幹活。養牛，餵豬，種地，所有的髒活、累活幾乎全包了。平時他很少說話，只知道幹活，一天勞作十多個小時，毫無怨言。家裡大小事均靠他操持。母親為了感謝他對我家的幫助，主動出錢幫他討了老婆，還送了兩間房給他安家。我念書之餘，有時回到家裡總愛往大人堆裡鑽，聽大人談古論今說閒話。東圍子東頭豆腐坊是村民們光顧的好去處，炕熱、屋暖，還有豆腐的飄香，經常聚在那裡談天說地。我也經常到豆腐坊裡去玩，聽他們說書、講故事。
其中陳家兄弟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陳家兄弟四人，家裡除了一個菜園子外沒有多少地，就租種了我家近三十畝地幾十年，同我家關係很融洽。老大陳景彥，為人忠厚正直，很受鎮上人的尊重。解放後，他是村貧下中農領導小組的組長。老二叫陳景俊，村民們都叫他陳老二。他年長我十歲，我就叫他陳二哥。陳老二雖然沒念過書，卻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剛二十多歲，在鎮上很有人緣，曾被村民推舉為關家店紅槍會首領之一。農閒時，他也做些小買賣，穿行於光山、羅山、黃陂等蘇區各縣、鎮，還到過漢口，這在鎮子上算是見多識廣的能人了。大家都喜歡聽他講故事。他對我很好，有時在豆腐坊裡教我念《七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書。天長日久，我的讀書能力有很大提高。
2、私塾生活
1923年春，我六歲時父母叫我隨族祖關翔千讀私塾。關翔千是他的字，名鳳祥。因為在關家鳳字輩中排行老四，父親叫他四叔，我叫他四爺。他從小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因清末廢除科舉，他沒有參加科舉考試。後來便進了武漢政法學堂唸了幾年新學。四爺為人一向淡泊名利。政法學堂畢業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