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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尚且如此，在地理上更加遙遠的鎌倉更不可能知道詳細戰況。
11月1日，幕府還在繼續徵兵前去支援博多前線。
直到11月5、6日，日本高層才接到了“文永之役”的捷報。
京都朝廷先是一怔，而後舉國狂歡。龜山上皇巡迴各大寺廟神社，到處做“異國降伏”的祈禱。
年輕的幕府執權北條時宗在慶幸之餘，並沒有繼續樂觀下去，他不但沒有下令停兵罷戰，反而命令各地守護徵發六十五歲以下的男子，甚至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動員起來，並組織民夫在博多灣增建堅固石壩加強沿海防務。
石壩東起箱崎，西到今津，壩高五尺許，寬一丈，蜿蜒長達數十公里。整個石壩的修築工程歷時五年，於公元1280年完工。
同時，北條時宗對各國武士也做了細緻的分工：一是增加西部的防守力量，任命北條宗賴為長門守護，統帥長門、安藝、周防、備後各國的武士御家人；派遣北條實政赴鎮西主持九州的備戰工作，凡鎮西的武士御家人都回到自己的領地，無須負擔其他地方的防務，非幕府所屬的御家人也要服從北條實政的指揮。
另一方面，為探測敵情和震懾高麗，北條時宗還派出小股武士侵掠高麗南部沿海。
在公元1275年年末，鎌倉幕府甚至制訂出一個渡海反攻計劃，是為“異國征伐計劃”，所謂的“異國”便是高麗。
原來寫出《立正安國論》的日蓮上人這個時候再一次站了出來，他一方面向人們展示他預言的準確性，一方面用自己的文字繪聲繪色地向日本內地描述元朝軍隊的殘忍，“二島（對馬、壹岐）百姓之中男丁或被殺，或被擄，女子則被集於一處，用繩索穿手掌而過，鎖於船舷之上，肥前國松浦一黨，遭遇與此二島百姓相同。”
在他身臨其境般的對戰爭恐怖局面的描繪之下，日本全國的危機感進一步加深。
對於元朝方面，也應該看到，元世祖忽必烈這次派往日本的軍隊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實力上都不足以徹底征服日本。忽必烈有可能是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也有可能在進行南宋戰爭的同時，派遣元軍的主要目的在於進行戰爭恐嚇，使其迅速通好。
忻都等元軍統帥則利用了忽必烈的心理，在沒有取得實質性軍事進展的前提下，即自作主張撤回東征部隊。
《元史》“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這一條的記載，很可能就是忻都等人的戰況彙報結論。忽必烈甚至大賞東征有功將士，同時決定派出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攜帶國書再次出使日本，以期通好。
五 元軍二次東征——日本真的打勝了（1）
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團，由禮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帶領，要求日本稱臣，以免再度興師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 元朝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達日本長門國的室津，他們的計劃是越過太宰府，與日本京都朝廷直接進行交涉，卻被長門守護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條時宗的命令，又將使團成員送至鎌倉。
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團第一次來到鎌倉，但是迎接他們的不是談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絕，而是日本武士的斬首極刑。這一次，年輕的北條時宗態度更為強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團主要成員共計五人全部被拉到鎌倉郊外的龍口斬首。
臨刑，杜世忠作此絕命詩篇：
出門妻子贈寒衣，
問吾西行幾日歸？
來時徜佩黃金印，
莫見蘇秦不下機。
杜世忠的悲劇一方面是因為幕府“為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