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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日本東大寺還存有這一國書的抄本,日本人稱之為《蒙古國牒狀》。
但是在當時,什麼是“大蒙古國”?該國能使“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又是何時發生的事情?至於國書開頭對日本最高統治者稱呼為“日本國王”——雖然在日本國內天皇早已成為幕府傀儡,但外人竟以“國王”稱呼之,這種*裸的降格怎能讓幕府高層接受?
國書中對日本“自古小國”的稱謂,無法避免地傷害了幕府高層的自尊心。
高麗使團在遞上忽必烈國書的同時也附上了高麗國書,說明本國是奉蒙古皇帝嚴令,不得已而行此事。在他們的國書中,高麗國王這樣奉勸日本:“皇帝欲和貴國通好,非求貢獻之利,只是想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報音,則必厚待之。其實與否,等通交之後,當可知。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惟貴國商酌焉。”
一面是大蒙古國皇帝的嚴詞恐嚇,一面是高麗國王的耐心勸誘,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鎌倉幕府除了表示憤怒而外,一時也拿不出好的主意來。幕府以不敢擅專為藉口,將忽必烈的國書立刻上奏京都朝廷。就這樣,國書從大都被帶到高麗,再被送至九州又送達鎌倉,而後來到了京都。
京都公卿們的閉塞程度與鎌倉幕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自從白江口之戰被唐朝擊敗之後,基本上就沒經歷過像樣的外部壓力,六百多年過去了,雖然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歷經改朝換代,但京都朝野上下從來沒有想過天下之大,除了日本、宋朝以及高麗等小國,還有別的足以改變歷史的政權。
日本偏安數百年,對歐亞世界的風雲變幻,從沒有清晰的瞭解,並且也懶於去了解。
天皇朝廷看到國書後更加震驚。日本關白近衛基平在日記中這樣形容京都朝廷當時的反應:“此事,國家之珍事,大事,萬人驚歎無外”,被公卿們稱為“當世天下無雙的大事件”。
朝廷公卿意見不一。他們雖然對“大蒙古國皇帝”呼日本天皇為“國王”表示憤怒,視為非禮,但也只是在這一點上有共識。一部分人認為國書有無禮之處,應該不予回覆。但朝廷參議藤原長成還是草擬了一份和解國書並抄寄給了幕府。
但十八歲的鎌倉幕府新“執權”北條時宗(1268~1284年任職)不予批准。
就這樣,高麗使節在日本滯留半年之後,再一次空手而歸。
但隨著對大陸方面的瞭解日漸增多,日本方面逐漸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京都朝廷準備在這場危機中有所作為,天皇下令各大寺廟神社修法“降伏異敵”,他所能做到的也僅此而已;鎌倉幕府也通報關西、九州、四國等地的御家人:“蒙古人插兇心”,有窺伺日本之志,所以要提高警惕,做好各自管轄區域或自領內的防備工作。
這就是日本在獲知蒙古威脅後所做的所有籌備,這種只是象徵意義的動員讓日本在幾年之後吃盡苦頭。
高麗宰相李藏用奉命來到大都,向忽必烈解釋。此時,忽必烈已經有了征討日本的清晰計劃,他對李藏用說道:“爾等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能不救乎。朕徵不遜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者。”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三 忽必烈很生氣(5)
李藏用已經預感到戰爭無法避免,但他還是極言高麗國內已到了兵窮財盡的地步,不能按照規定交付船隻,但他的辯解毫無用處,最終不得不答應忽必烈的要求。
公元1868年8月,高麗國王上奏忽必烈,聲稱經過多方徵調,僅得萬人,但船艦等已委沿海州郡,營造千艘。大都方面在10月派出人員對高麗的徵兵造船情況進行視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