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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於現代化的大都市而言，蘇州古城只能算個小城。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改革浪潮湧動下的蘇州人，眼看著南邊的荒灘上建起的深圳，眼看著旁邊的大上海一座座橫空的樓宇和過江的橋樑，更不用說像北京那樣四通八達的地鐵與如蛛網般的城市高速環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崑山、張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發展，也使得古城蘇州人越來越感到了壓力。觀前街的弄堂吆賣聲和虎丘的旅遊門票收入固然很值得驕傲，可小橋流水畢竟沒有大江大海那種洶湧澎湃的激情與氣勢。尤其是全球經濟的浪潮，讓無數過去不起眼的地區與城市，僅僅幾年時間就可以超越像蘇州這樣的古城的整個發展歷史。這種瞬息萬變的歷史潮流，讓一向性格溫和的蘇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蘇州出路何在·
第8章浦東開發衝擊波（3）
蘇州是永遠保住原有的古城文化與古城經濟——那種小橋流水般的自安自得，還是跟上世界的發展潮流，再造蘇州新城·
這是擺在蘇州人民和蘇州領導面前的一個大課題。誰敢破解這個題目，誰或許是歷史的功臣，同樣也有可能是歷史的罪人。因為，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務院就保護蘇州古城歷史風貌有過專門的檔案。在古城裡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否做到既保護了古城風貌，又可以讓人放開手腳來幹現代化經濟·這樣的文章也許不是超凡的天才無論如何也做不出的。
蘇州人曾經苦惱了好久。浦東大開發之前，不是沒有人想過在蘇州大做文章，至少也不應該讓自己的那些常熟、張家港、吳江等“子民”們瞧不起嘛！而且自伍子胥建姑蘇城起的2500多年以來，蘇州人一直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認為只有自己才算得上真正的“天堂裡的人”，他們原本也確實滋潤了太多的天堂養分——文化的、歷史的、風物的種種養分。但這種天然的優越感從80年代開始，隨著古城之外的天地間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開放的潮流湧動與鉅變，蘇州城裡的人感到了壓力，感到了一種實實在在的落後，感到將要失去天堂優勢之後的那種恐慌……
因為——古城空間有限，再做道場，即使請得天下所有的高僧來，也只能念些舊經，無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矚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級新都市，大上海有浦東無邊廣闊的空間，就是常熟、吳江、張家港、崑山這些“子民”也有比你蘇州古城大幾倍、幾十倍的空間發展和開發呀！
蘇州人的壓力和恐慌源於古城的束縛與限制。
必須尋找出路！必須重建一個新蘇州！
這個時候，高德正調到省裡任職，蘇州來了一位風度儒雅的新任的市委書記，他就是王敏生同志。
王敏生在任蘇州市委書記之前是鎮江地區專員，其實他是一位老資格的“蘇州老鄉”。1975年之前，無錫縣還歸蘇州地區管轄，他是無錫縣委書記。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無錫縣曾經被譽為“華夏第一縣”，其經濟總量和綜合實力在全國縣級單位中名列第一。1989年王敏生任蘇州市委書記。那時的蘇州和全國一樣，正處在一個特殊時期，幹部人心惶惶，不敢幹事。在服從“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同時，王敏生提出了蘇州發展的“穩中求進”思路，後來證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蘇州古城的一個古色古香的小院裡採訪了王敏生老書記。一口吳語的他回憶當時的蘇州社會情景時說：“我到招待所，卻看不見人。大家很緊張，不敢接待外國人，也不敢接待來談生意的自己人。幹部們都有一個‘怕’字。怕談生意。搞發展被認為是搞*，走歪道和不正之風。我要求市委號召幹部們正確認識‘兩高’（高院、高檢）檔案。又讓紀委和檢察院的同志出面講話，讓幹部們正確認識和區分改革開放中的正常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