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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軍少校。他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就在1863年加入中國軍隊，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國兵穿著西方軍服，配備西方武器，軍官都是歐洲人。鎮壓太平天國時，戈登的部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此他被稱為“中國人戈登”。八十年後，史迪威將駐緬軍視為他的“小成本軍隊”，有一天會“擴大到相當的規模”，他想以同樣方式再造歷史。
在第一次緬甸戰役時，史迪威將軍無法發揮中國部隊總指揮的功能，原因就在於他缺乏可以指揮的幕僚。在藍伽，他靠巧妙的手法來加以彌補。我們到達營地後不久，發現將軍的總部——所謂的“指揮部”——不過是枚硬幣，一頭印著“美國”，另一頭印著“中華民國”。大致而言，這是史迪威中國—緬甸—印度劇場的印度辦公室，隸屬美國管轄。但由於史迪威也是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他同時要動用美國及駐印軍的幕僚時，不必有額外的授權。因此，其中各式各樣軍階的軍官，大多數不曾去過中國，不會說中文，也不熟悉中國事務，但全擔任國民黨軍隊中的指揮及幕僚工作。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不同的文具，以便從一國換到另一國去服務。在實務上，在重慶的軍政部送來許多軍官，擔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這些人靠個人的努力，讓自己對美國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譯及筆譯方面，否則不如將這趟印度之旅視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機會。沒有人會向他們請教軍務。
史迪威將軍去重慶時，由他的參謀長柏德諾（Haydon Boatner）准將掌理指揮部。在鄭洞國的參謀長舒適存到達後不久，柏德諾派了一輛橄欖褐色的轎車來，讓新的部隊長使用。新二十二師提供一位司機給我們。次日，司機開啟引擎蓋檢查引擎時，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觀眾，因為沒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幫浦的不同，也無法解釋風扇如何連線電力系統。司機於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們都大為佩服。對旁觀者來說，我們正嘻嘻哈哈在拆解車子。柏德諾將軍正是其中之一，他剛好經過，看到我們，當時卻什麼也沒說。
不久後，舒將軍坐著這輛轎車到指揮部去做禮貌性拜會，受到柏德諾將軍熱誠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將軍起身道別時，表情嚴肅的柏德諾說，他必須走回去，因為汽車已被收回，重歸指揮部管轄，隨後會補送備忘錄說明這件事。
我們的參謀長就此結束禮貌性拜會，之後走了一英里路回到營區，既感震驚又覺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諾所言，美方送來備忘錄，提到為顯示對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揮部送來轎車，方便他的使用。不過，由於轎車顯然並沒有得到妥當的照顧，因此車輛必須送回美方的車庫。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釋那一天早上發生的事。這時柏德諾將軍態度才軟化，讓轎車回到我們的總部。這事件落幕後，舒將軍召集我們，念出他和柏德諾的往返信函。這時鄭洞國都還沒有到印度。
印度與緬甸（5）
數天後，我們首度得知，新一軍的總部沒有指揮權。我們的總指揮鄭將軍只要負責維持中國部隊的軍紀即可。他不只負責三個步兵師的紀律，連所有支援單位也包括在內。指揮部送來一份備忘錄，明確告訴我們這一點，而且說，我們已經有太多軍官，不能再要求從中國空運更多軍官來。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理解，是誰和美國達成協議，讓我們的總指揮毫無指揮權，只能充當憲兵司令，而總司令部也只能充當軍法官的辦公室。鄭將軍很不贊成，我們也有同感，不過，所有的意見與抗議全部無效。後來指揮部讓鄭將軍帶來第二批軍官，是他從以前統率的第八軍之中抽調而來的。但在指揮權方面，美方立場堅定，絕無退讓餘地。鄭將軍於印度及緬甸執勤時，唯一可以有效指揮的軍隊，只不過是一整排由中尉統領的衛兵。第二次緬甸之役開打時，中國兵投入戰場，事先都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