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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有合同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這種物質條件，既有歷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動；更不容以仁義道德的名目，作為更變的張本。兩方如有爭執，勢必請法官及律師裁判，如此才能培養司法獨立的傳統，中國長期受官僚主義的壟斷，可謂未曾經過這種階段。
永樂之徵收田賦，表面上照此三千餘萬石的數目作準則，其實徵數量則必較此數目遠甚。因為永樂派兵入安南，徵漠北，又大興土木，全面建立北京為帝都，令鄭和率艨艟鉅艦下西洋，更開鑿徐州至臨清間的大運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間的用度作標準，亦不可能較宣德年間的用費，只有少量逾額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為證鑑。洪武所定“均工夫”，農民應於農隙時應政府徵召，做工三十天，工匠則於三年之內服役三個月《太祖實錄》，頁1060，1671；《大明會典》189�1。。永樂於1406年將所有匠役全部延長為六個月，而1410年政府報告內亦即承認應召的匠役“逾年未歸”《太宗實錄》，頁0836，1435。。《天下郡國利病書》稱“自永樂北都，挽輸道遠，加耗滋多”《天下郡國利病書》，6�11。。均可見其額外加徵之耗巨。本文之旨趣，不在稱敘其向民間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賦收入見於官方賬目者，一般均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詳言之。一般所以稱賦重者，乃赤貧者不得免稅，無法推行累進稅制。貧農無從借貸。經手人額外多徵，則更在稅率問題之外矣。，而系表明其稅收施政，全由上級做主，對下級之權力，可以完全漠視。永樂一生經歷，雖可以“君主專政”概述之，但其專政必須透過文官集團長久的習慣，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根據。此種習慣及根據，則為李老博士所稱官僚主義。因其存在，自宋至明以至現代，國家之統計數字，因未經過獨立的司法機關的“照磨”（這系明代名詞，其字義不言而解）與留難，無確切的價值。
（B）饋運北京糧饋運北京糧，亦稱“漕米”，即系田賦徵實內的米糧，經過海運或由大運河內漕運到達北京的數目。其記入《太宗實錄》始於1409年。自此至1414年，其上下有限，每年在200萬石至250萬石之間。1415年之後，則波動較大。如1415年超過600萬石，1417年超過500萬石，而1420年則不及100萬石是也。
圖表二永樂年間
饋運北京糧數額
（單位：百萬石）此記錄雖有數目上的上下，其正確性反而可靠。明代的糧運在1415年以前為海運，因之運數經過統籌，極易固定。1415年後經過新開鑿的大運河行“支運”，也就是“接力運送”，以淮安、徐州、濟寧及臨清為接力站，各設米倉，以便囤集。於是“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明史》，79，1916。。也就是供給與分配，不必在一年內兩造對銷，而可以在次年內交替。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則入北京者少，與其總運數無關。1420年饋運數少，顯系以前多年京倉囤集有餘，而1421年元旦，永樂正式遷都於北京，其籌備須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以前一年饋運糧少，也是必然趨勢。
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7）
今將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饋運數平均，則每年運數為三百二十餘萬石，此數亦與漕運歷史符合。明代以田賦徵實的米糧運北京，供給官員軍匠，從二百萬石左右逐漸增加，至1472年後固定為每年四百萬石《明史》，79，1918。。上述平均每年三百餘萬石，是為逐漸增加中的一個階段。
以上數字之比較可靠，因其會計制度有法律的監視。漕糧北運，由運軍為之。自江南水次由納稅的縣分交兌，至北京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