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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託鄭將軍的勤務兵童中士，拍賣儲物櫃內的所有物品，連櫃子本身也一併賣出。在昆明，這根本不成問題。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搶手，沒有人追問貨品如何運進來，或追究一名陸軍軍官為何會擁有這些物品。不過，我對賣這些東西卻覺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換成現金也並非我原先財務計劃中的一環。在世界政治局勢的快速演變之下，個人的財務不過是小事一樁。扣掉佣金後，出售上述東西讓我擁有成捆的大額新鈔，有些仍然嶄新，而且還連號，見證當時通貨膨脹的速度有多快。隨後在柳州時，我還從第三方面軍領了兩個月的積欠薪資，回溯自鄭將軍被任命時。紙鈔塞滿我的背袋，相當於兩三本精裝書的厚度。這些錢到底價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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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
從柳州到上海的飛行平淡無波。第三方面軍的先遣部隊包括兩名副司令與二十五名軍官士兵。我們又運了一輛軍用吉普車，以備不時之需。9月4日午夜後不久，美國C�54飛機起飛。由於經度的差異，等我們到達長江三角洲時，天早就大亮了。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從高空俯覽，但機底下的景色異常熟悉：一片水鄉澤國，村落點綴在龐大的溪流與運河之間。我們飛抵江灣機場時，C�54似乎打算和整齊停在機坪的成排日本戰鬥機為伍。戰鬥機機翼與機身上的紅太陽，仍然顯得邪惡不祥，威脅感十足。還不到一個月前，這還是禁忌的畫面。一個人只有做惡夢時才看得到這種景象，否則他絕對無法生還，將所見告訴他人。不過，雖然停駐的戰鬥機讓我們激動，但更令人吃驚的還在後頭。
前來迎接我們飛機的日本陸軍及海軍軍官，一點也沒有我們預期的不快或反抗態度。他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國旗，神色從容，換上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們帶來的，裝了一整箱，準備在各種場合中使用。車隊開上南京路，送我們到華懋飯店（譯註：即現在之和平飯店）去，套房與房間已幫我們預先準備好了。華懋飯店可能是當時國內最豪華的飯店。地毯厚實，窗簾、桌布、床單等都是頂尖的材質，傢俱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鏡子隨處可見。如果想用餐，我們只要到樓下的餐廳或咖啡廳，點選單上的菜，再籤個名即可。由誰來付賬，飯店是由誰管理，我始終無法得知。事實上，當時到處都是一片混亂。日軍軍官看我們受到妥當照料後，向將軍敬個禮就走了。他們到底是我們的假釋犯人呢？還是我們是他們在政權交替時的客人呢？實在難以分辨。
其後數天，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日本將軍與上校前來會商接管事宜。從他們的態度來看，這只是例行公事，因為他們從來不爭辯。鄭將軍和張將軍說話時，他們總是專心傾聽，然後回以簡潔肯定的“知道了”。他們是真心誠意的嗎？他們怎麼可能對投降屈服表現出如此少的感情？由於記憶猶新，許多中國人仍然認為，永遠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們當時並不瞭解，大和戰士是全世界最直線思考的民族。依他們的想法，一旦挑起戰爭，必須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暴力來決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裝衝突後的決議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戰勝者一旦誕生，就再也沒有必要去讓其他因素干擾最終決定，也就是終極事實。現在回想起來，日本天皇宣佈日本被擊敗時，和我們接觸的這些軍官可能反而覺得鬆了一口氣。
我們抵達當晚，我溜出飯店到上海市區好好逛了一回。我對上海並非全然陌生，因為在戰前曾經來過數次。當時還有以英國為首的各國租界，英國租界從碼頭區一帶開始，日本租界在虹橋區，另有獨立的法國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設施和大眾運輸，連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國帶來了包頭巾的錫克人和黑牙齒的安南人，負責指揮交通。有時會看到一連英軍在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