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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希望將財政稅收經過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軍事力量，無奈事與願違，新法一頒佈就發覺行不通，弊病百出，又等於騎虎難下，難能立即取消成命。經過神宗（趙頊）、高太后、哲宗（趙煦）、徽宗（趙佶）的左改右改，起用王安石、罷王安石、用司馬光、罷章惇、用蔡京，所謂“熙豐小人”、“元祐黨人”，正符合“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渡河”的評論，一直鬧到北宋覆亡。
今日看來，這“王安石問題”，主要的是技術問題，不是道德問題劉子健（James T�C�Liu），在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Cambridge；）書中提及新法可能在社會上有不合實際的地方（）。。中國傳統理財的辦法，培植無數的小自耕農，以低稅率廣泛地全面徵稅，無獨立的司法機構，足以保障執行法律時，全部不折不扣。其利用監察制度，也只能希望施政時大體符合民心眾意，所以以道德為標榜。如果照現代商業型的理財辦法作基礎，則必須尊重私人財產權，不能法律條文上已經有成例的時候又半途加入道德問題而添削增減。而且只希望政府人員守法仍不夠，一定要使尊重私人財產權的觀念，成為社會風氣。北宋的財政集中，本來就有現代化的趨勢。王安石的措施，更有驟進財政商業化的宗旨。如果新法行，縱使政府不立即成為一個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業務，它不能在動員供應軍民時大小事項全部由衙門吏役自辦，而必須民間服務的機構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援。那麼它們的公司法、破產法、繼承法等等，至少也應有現代民法的雛形，這些條件不能在當日文官組織行得通，也不能在中國社會里行得通。
所以我們批評王安石，不應因他的思想目的和我們今日經濟見解是否相符而預作結論，一定要看當日社會組織結構才能定奪。這樣看來記錄俱在；他的“方田法”在汴京附近二十年還不能完成。“免役錢”先在農村裡強迫實行金融經濟，這金融經濟在城市裡反行不開。“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青苗錢”無銀行在後面作根本，無法監視借貸者的權利義務，縣官以整數借款，交給若干農戶，而責成他們彼此保證，也不管他們願借與否，而強迫他們秋後連本帶息一併歸還。有些地方並未貸款，也責成交息，即系無名目地加稅這些地方可以從《宋史》中看出。參閱《宋史》（北京，1976標點本），冊13，卷127，頁4200；卷128，頁4244；卷129，頁4281；卷130，頁4303；卷139，頁4549；冊29，卷312，頁10227；冊31，卷338，頁10810；卷344，頁10927，10930。。
總之，趙宋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作為行政的根本，而下層的農村組織趕不上。王安石的中層機構，不可能現代化，只是官僚政治，發生大規模虛冒現象。《宋史·食貨志》提及：“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司馬光說兵數十萬，“虛數也”《宋史》，冊13，卷175，頁4243；冊14，卷190，頁4708。，這種情形至南宋未止。所謂“經制錢”及“板賬錢”不知系收入還是支出？系預算還是決算？系按固定稅率徵收還是責成包辦？又發行大量票據，只有龐大的數字，而缺乏現代的會計制度去釐正考核，最後的結果，則是通貨膨脹。這樣一來，反不如北朝以落後的經濟作基礎，反能將大批人員給養裝備交付於戰場。
元朝入主中國，也不能解決這問題，只好讓華北成一系統，華南又成一系統，提倡大量減稅以收拾人心，實際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其缺乏政策上的一貫方針，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