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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又為他人做主管者，尚多因親戚關係而獲得其職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許宣，“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卻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做主管，……夜間在姐夫家安歇。”此亦為當日實情。藤井宏論新安商人，稱其以“血族鄉黨的結合關係為基礎”，參事經營者為“豎子、蒼頭、家丁、世僕”之輩《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36之1至4號（1954）。。其類似情形，亦見於山西商人。如山西蒲州商人王某，“其閭里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又陝西商人高陵縣王克倫，“其族能任買者，與之本錢，不問子錢，凡數十人，皆以貲雄於楚、蜀間”均摘錄於《山西商人の研究》，頁269。。休寧歙縣之商人（即新安商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其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者亦至數十家焉”《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75。。此即Weber所謂“父族社會之官僚組織”（patriarchal bureaucracy）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1964，paperback ed。），pp�90 ff�，其所以有此組織者，則因其無純經濟利益，非人身關係之組織，其資本增大時，不得已而借力於血緣關係維持。但此種習慣在長期中阻礙商業之發展，因血緣關係不能經常與純經濟利益相始終，其任事者為“親戚知交”，則雖無效能亦不便辭退，其商業利益，必須“能活千家百家”，則投資者道德義務，可能超過其經濟利益，此亦甚有可能為其放棄商業，改變為官僚地主之一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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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業組織及商業資本（2）
明末之鉅商，多為鹽商，但因食鹽由官廳專賣，其能在此間牟利者，多為官僚資本，亦即家庭身份中，官商不分，或以資金轉送權要，獲得特殊機緣，卒獲巨利有如藤井宏《佔窩の意義及起源》，載《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1962），頁551~576。。此種特權商人，不能代表一般商人，因其活動，純賴政治背景，而無關於經濟組織。又當日縱有少數商人，握有雄貲，有意革新業務，提高商人地位，此宏願亦甚難達到。因商業機構及商業習慣，必須透過社會背景，為舉國一致之趨勢。數人或數十人之規劃，與一般習慣相違，又無下層商人及店販之支援，必鮮成功之望。何炳棣研究清代鹽商，發現其積資最高者達百萬兩，其趨向仍為利用其資金捐官，令子弟讀書入仕，延攬學者，購置古玩書籍，其下者恣意揮霍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亦即過大之資本，無商業之出路。無限制之資本擴充，在傳統中國為不可能。
《三言》中稱商人資本雄厚者，為張士廉，“家有十萬貲財”；為周將仕，其一夜典當庫金珠細軟物件失蹤者，值“四五千貫”；為喬俊，有“三五萬資本”；為張俊卿，為“萬萬貫財主”。其他所敘均系小本商人，本銀數十兩或二百三百兩。此甚有可能為當日一般情形，亦即極少數之鉅富外，中級商人不可多覯，而商人之中堅分子，仍為小商。其原因為大小商人之間，其資金無聯絡。大商人多依賴政治勢力，小商人之業務，則限於本人親身之所經營。且所謂大商人者，仍有化整為零之勢，前述蒲州王某，高陵王克倫，均系以其資金分割，任用多數之客商，使其各盡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