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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可以看得更為明顯。
其中最重要的癥結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登場。但是資本主義是一個被濫用的名詞。我們因其無可替代，雖引用而必強調在20世紀末年，其最顯著之特色不在階級鬥爭，也不是新教倫理，而是負債經營。
一個國家希望資金廣泛地流通，經理人員與所有權分離，技術上的支援因素如交通通訊全般活用，務必先在法制上創造一個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中國過去以文士管制億萬農民；用刑法作張本，於今引用商業習慣，以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做前導，著重民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系。20世紀的革命，即顯示著整體社會重新構造過程中的艱辛。
這本書是我的歷史寫作之中提出引用參考資料較頻繁的一種。《明實錄》內《太宗實錄》年終統計一文又整個重寫，加入英國之參考資料多種。（其中明代數字的瞭解則初作於1970年的夏天，時在哈佛東亞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距今將近三十年矣。）《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系應在瀋陽及上海發行的《永珍》雙月刊所作，載該刊今年三月號及《聯合報》副刊3月7、8、9日。雖系小品文字，但是顯示著新舊體制之不能融洽，仍側面闡釋一段天翻地覆的改造無可避免。
作者的主旨仍是拋磚引玉。我深覺得中國歷史需要整個重寫（包括西洋史在內），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時的線索，希望高明人士將眼光更看寬看大，將歷史讀物更向前修訂。對一般讀者則著重不要忽略自己當前的立足點。
黃仁宇
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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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言》看晚明商人（1）
中國傳統社會，因採取中央集權制，事無大小，悉聽朝廷號令。所有法律辭章，必須劃一。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交通通訊諸技術未曾發達之際，實有多數不合實際之處。因此皇室威權，雖廣泛無涯，但其行政技術低劣。政治之安定，並非經常在法律及經濟上求改革；而有賴於支援儒家思想，由家族社會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種措施，實與西洋諸國近世紀保障人權、支援私人財產、允許市民自治種種措施大相徑庭。因此“重農抑商”縱非中國朝廷能經常維持之政策，亦必為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有賴於尊重私人財產之絕對性，並認為此絕對性高於皇權，甚至高於傳統之道德觀念。其司法權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絕對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歐諸小國經始。中國之地方政府，始終未由私人結會之形式構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規劃；其行政精神又偏重於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間差異之處，無待詳述。
明代統治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紀至17世紀，此為西歐諸國近代國家社會形成及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中國政府則在此時期鞏固其中央集權明代集權，見於顧炎武之《日知錄》及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亦見於�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arles （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權之結果，政府之經濟政策，不能以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而系以經濟低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對此點敘述甚詳。。例如洪武之稅收政策，全以穀物為基幹，各衙門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