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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一個朝代所做的事統統與人倫物理無虧。所以我們用向內的箭頭,表示各人私利觀所打的折扣,沒有存心的錯誤,以及歷史往事牢不可拔的壞影響。在這關頭,我們不能像宋明以來的理學大儒一樣,認為“人慾”一定要洗磨得一乾二淨,才能皈依“天理”。我們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認為“最初基本的過失”(原罪,original sin),無可避免。歷史是這兩種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壞的摻和,也是陰與陽的折中。它吸收了人類的過失,也能繼續讓他們改造進步。
我們無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揚除。在大歷史上講,“一切重來”,不可能全部兌現。世間上重要的事情,一事只發生一次;但是後一代的人總要在前一代人的腳跟點開始。這也可說是“定命論”(predestination)。而新舊接替,也等於印度婆羅門教和佛教所說“因果”(karma)。
大凡我們處理人類大問題時,在檢討生命的真意義之際,不期而然地就產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們的出發點不是神學。只能說是在明史裡鑽出來,看到它與中國通史的關係,更聯想它在20世紀末期,與世界史的關係,就逼出一個哲理的觀點,用它做綜合歷史的工具,倒很合適。
這種觀點也和所謂“歷史主義”(historicism)相近。我們既認為歷史是前後連亙不斷的事蹟,則在以技術觀點品評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為之後,實無再向他們及和他們類似的大人物拼命以道德作非難的必要。他們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場。這立場既受他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則其道德標準也不是自然法規(natural law)面前的絕對標準。反面來說,我們自己也創造不出來這樣一個絕對標準。既有這種領悟,我們更要相通道德是一種絕對性的品質,它是人類最高的理想,我們寫歷史的人不要輕率地把它提出。因為用它的名義,則必須評判是非,再無妥協轉圜之餘地。在大歷史的範圍內,我們寧可以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作評議的標準。
大歷史有什麼好處?答案乃是它的大範圍能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調和並昇華各種道德的標準。說到這裡,讀者也須想到儒家之“恕”,僅決於“忠”,道家則連“有”和“無”都當做同出而異名。如果學歷史的人以這樣的眼光工作,則雖沒有用道德作口頭禪,也用不著害怕自己在漠視道德了。
大歷史和天文相似,它在長、寬、高之外,另有第四尺度,此即是時間。歷史上的事蹟因最近的發現而推陳出新;歷史上的解釋也因為我們觀點改變而推陳出新。人類以文字記錄的歷史,不過幾千年,用這短線條去窺測生命宇宙的真意義,大部仍靠猜想。人類的旅程在歷史經驗之外的部分,我們用虛線。我們用虛線在圖上表示,有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說noumena,可謂為“事物的根源”或者“根源的事物”。我們只能假設它們的存在,不能決定判斷things in themselves的真實性格。
今天我們提出這段歷史觀,有一種雙重意義:第一,這提醒我們:我們做事,總要出自前人留下的腳跟點,不能天馬行空。有些年輕人要求中國立即變為美國。他們忘記了西方的自由(liberty)以中世紀城市的特權(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礎;美國開國時即已得到了英國的經驗,已經使農業和工商業合為一元,也經過各種奮鬥,最重要的是內戰四年,而它在一個空曠地區內發育成長,遲至1862年的“自耕農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還能夠讓一般公民以極低的代價向政府購地,每家一百六十英畝。今天美國公民的自由,就出於經濟發達,高度分工,法律上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情形的一種保障,沒有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