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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6）
寫此文時，已是晚年，能以一個文人的認知，來看待自己的經歷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卻依然讀出為帝王奴才久了以後，那卑下的品味和格調，看起來，磕頭磕多了的奴才氣息，長成在骨頭縫裡的，也難輕易褪掉。這就是封建社會中，專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華的文人，也是難以逃脫的宿命論。
在那個黑暗王國裡，在精神的扼殺勝於一切壓迫的時代裡，縱使有天大的才華，也只能付諸流水，任其消逝，化為烏有，抱憾蒼天。因此，無論為叛逆，無論為奴才，也無論既非絕對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絲縫隙中求生存，如袁枚這樣僥倖者，在這樣一個高壓窒息的乾隆年間的政治氣氛下，作為詩人的袁枚，除了倡“性靈說”，還有別的道路可以發揮其聰明才智麼？
他之這樣做，固然具有別開生面的意義，但是，實際上也是為免受文字獄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為之的嘗試。毫無疑義，袁、蔣、趙，都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如果得大發展，當有大成果，如果讓他們放開手腳去寫，不知該給中國文學史增添多少華章？然而在統治者的精神閹割下，在文字獄的刀光劍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潤到心靈的腐蝕下，他們不得不風花雪月，不得不遊戲人生，不得不關在隨園那小天地裡，與整個社會，整個民眾脫節，不得不改弦易轍，奉旨填詞，不得不官樣文章，馬屁哲學。因此，袁枚所發起，所推動的倡寫性靈，擺脫陳腐的新詩歌運動，對於清代文學的發展，多少起到一些促進作用，也就是難能可貴的貢獻了。
大概稍晚半個世紀，俄國的普希金（1799…1837）、萊蒙托夫（1814…1841），德國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國的拜倫（1788…1824）、雪萊（1792…1822）這樣雙子星座似的詩人，也將走上世界文學的舞臺，而且，遠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產生更為深遠和廣泛的影響。
假如，倘非滿清“盛世”，對於中國文人和中國文學的嚴酷統治，袁枚，蔣士銓，趙翼，對於世界文學史的意義，絕非今天這樣簡直不足為外人道的寒愴了。話說回來，即使對中國人而言，知道他們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嗚呼，天才的悲哀，莫過於生不逢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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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1）
中國文人之好名，也算是一癖了。
第一，人之好名，與其成就高低成正比，成就愈高，愈在意名。第二，人之好名，又是與人的年紀成正比，年紀越大，越追求名。於是，中國文人的全部快樂和不快樂，便繫於這個名上。
而大文人，老文人，則是最不肯安生，最能夠折騰，最害怕冷清，最熱衷於人來瘋的一群。
魯迅先生的《且介亭雜文》裡，有一篇《買記》的雜文。其中，引用了《論語·季氏》的一句話：“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細細品味，很有道理。
老了，就要見好就收，就要適可而止，就要鞠躬謝幕，從運動場中回到看臺，當一名觀眾。人的一生，其實是一個加減法的過程，年青時期，不斷地追求，不停的獲得，是加法。進入老年以後，便是減法了，一直減到兩手空空，如同剛出生空著手來到這個世界那樣，再離開這個世界。至此老天拔地，老眼昏花，老態龍鍾，老朽無能之際，你老人家還不厭其煩地求，還不厭其多的得，那就很不令人尊敬了。
《小學大全》的著者，為清乾隆朝人尹嘉銓，一位道學先生，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當於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長官，熬到這個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這樣：沒有錢的時候，物質慾望特別強烈；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