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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常熟的錢謙益（1580…1664）、吳縣的李玉（1591…1671）、海寧的談遷（1593…1656）、紹興的張岱（1597…？）、諸暨的陳洪綬（1598…1652）、海寧的查繼佐（1601…1676）、宜興的陳貞慧（1604…1656）、蘇州的金聖嘆（1608…1661）、太倉的吳偉業（1609…1671）、餘姚的黃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漁（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崑山的歸莊（1613…1673）和顧炎武（1613…1682）……，在這動盪不安的年代，在這長江三角洲一帶，紛紛展現出非凡才華，這決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時代的賜予了。
看起來，大時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時代出平庸的作家，戰鬥的年代出戰鬥的作家，那麼，墮落的時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墮落的作家。也許文學這東西，生於憂患，死於佚樂？太快樂，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於數鈔票，摟美人，一年到頭，忙於抖烏紗，乘駿馬，即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大師，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寫不出什麼精彩的。
所以，歷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樂成風，人心浮靡，競逐奢華的朝代，幾乎不出文學大師。唯一的例外，明代嘉靖、萬曆年間，蹦出一部《金瓶梅》來，似是偶然，某種程度上也是必然，因為在中國文學史上，誰也比不上明代中葉以後的文人，所擁有的挾妓放蕩，青樓縱淫，金蓮伴酒，纏綿性病的風流了。
性文學從來就是性放縱的副產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圍，熱衷尋花問柳，精通房中之術的文人學士，寫出多麼有分量的作品麼？同樣，你能要求看###，點小姐，耽溺褲襠文學，言必臍下三寸的當代才子，寫出具有憂患意識的不朽篇章麼？由於太快活而帶來的文學衰勢，也真是令人無可奈何。
因此，談到中國文學的發展，某個時期，物慾的腐蝕，對於文人創作的扼殺作用，遠勝於政治上的高壓統治。後者如梳，再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也會有縫隙；前者如蓖，無孔不入，無懈可擊，無處可躲，無計可施，只好對趙公元帥俯首聽命。所以，文網密織，動輒獲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紅樓夢》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魯迅先生在；在故國黍離，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帶仍有群星璀燦的文學局面在，就是這個道理了。“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毛澤東的這句名言，是說物質貧乏的時候，需要精神，其實，物質富裕，同樣也需要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被清人沈德潛、周準褒譽為“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為才人，死為鬼雄，詩格亦高古無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處河汊的蘆葦蕩裡，凝視黑暗的遠方，努力諦聽著槳聲櫓音，摩拳擦掌，準備營救他的恩師。
陳子龍之死（5）
稍後，這個年青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處死之前，他在獄中與其岳父的一席談話驚天動地：“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啟國主，為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乎哉！”從這篇訣命辭中，可見他對於陳子龍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機劫船，倒是不可思議了。因為，無論陳，還是夏，他們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認輸的硬骨頭。絕不能以我們常見的那些鼻涕蟲來衡量的。
通常情況下，就多數文人而言，在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