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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非營利的藝術組織渡過，我希望得到一個體面的告別而不是一個沉重的長靴。我覺得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聖丹斯的創立是為獨立導演提供一個免受經紀人和有錢人干擾的庇護以便讓他們把精力集中在電影的實質上，但是，現在管理聖丹斯的是同樣一些看重數字成績之徒。”
雷德福對這艘破船的事故做了一番調查，試圖弄清它是如何一步步錯到今天這種地步的。他慢慢明白，是自己拖累了聖丹斯，就像聖丹斯又拖累了自己一樣。“許多人說什麼我有多高的價值，”他有時抱怨，“我開始不以為然了，事實上我起了一種破壞作用。如果有人說這傢伙是個半瓶醋，他到猶他州來是想借此逃稅，那麼他們並不會急於去做奉獻。所以，我有意識地試著稍事停頓，因為我覺得它的發展並不正常。有人把這視為管理上的顛三倒四。這樣說並不是實事求是。這是有意如此。3年前我就想回到自己的本職工作。我有很多事情想做，有許多電影要拍。在1970年代，我拍了十四五部影片，而1980年代只拍了四部。放棄我的演藝生涯而經營聖丹斯絕對不是我的初衷。”
和波拉克一樣，許多人把這位明星準確地定位為一個消極的進取分子，有一種從近在咫尺的勝利招致失敗的才華。《候選人》（The Candidate）中最後一場戲就是雷德福的出走。他扮演的那個角色贏得了殘酷的加州議員的競選，但是最後當鏡頭在旅館一間空房子裡找到他的時候，他卻說了一句滿腹牢騷的話：“我們現在能做什麼呢？”範瓦根倫總結說：“沒有什麼比沒有他而聖丹斯照常運作更讓鮑勃喜歡的了。但是，事情越來越清楚，他是問題的關鍵。他意識到自己得參與進來發揮核心作用。”
與此同時，雷德福不耐煩地等待著索德伯格啟動《山丘之王》的拍攝工作。索德伯格於前一年8月帶著《性、謊言和錄影帶》的餘部到聖丹斯總部出席過一次獨立導演研討會。他告訴埃斯蒂斯他就要跟貝茨·布蘭特利結婚了。1989年12月，他果真在夏洛茨維爾在一位保安官的證婚下結婚了。兩人似乎還在熱戀當中。幾個月後，索德伯格開始拍攝《卡夫卡》，並著手考慮他的下一部影片。雷德福希望他先拍《山丘之王》。但索德伯格仍然覺得他欠波拉克一部影片。在他進行《卡夫卡》的後期製作期間，雷德福請他到環球公司自己那套平房別墅裡見面。雷德福遲到了45分鐘，因為那裡沒有其他人，這位年輕的導演只好坐在外面的水泥臺階上耐心地等待。索德伯格回憶起這次會面，雷德福說：“我聽說你在拍《山丘之王》之前可能會拍別的片子。〃
“嗯，可能吧。”
“我不知道還該不該做這部影片。因為我不知道你還想不想拍。”
索德伯格聽了十分惱火。他想，這真是太奇怪了。因為是他們找到我，我推薦了那本書，這個拍攝計劃並不是他們最早提出的。他感覺雷德福好像在威脅似的。“雷德福的意思是：‘我是用你呢還是不用？’”索德伯格回答說：“不，我一直想拍這部影片。但是事情太多總協調不好。我只能告訴你，我絕對想拍這部影片。我不騙你，我可不是在玩遊戲。”
憤怒的藝術家 1989（17）
“好吧。”
索德伯格對這次見面感到很不痛快，尤其是現在雷德福還擁有《山丘之王》的版權。
1989年5月，哈維在戛納電影節上拿走了《天堂電影院》（Cinema Paradiso）。當時沒有人想要這部影片。這部影片由吉塞貝·託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執導，前一年在義大利已經引起強烈反響，影片長達兩個半小時，看得讓人神經麻木。大多數買主一般不會重新剪輯影片，儘量保持作品原貌。哈維卻沒有這麼輕鬆。那時他有一套原始的、用來剪輯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