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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延安整風
西安事變後，黨中央於1937年初由陝西保安（今志丹縣）遷往延安，中國革命有了一個較穩固的後方。柯柏年北上與黨組織接上關係，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任教，講授哲學和社會發展史，不久又轉到中共中央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兼院長，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洪文湧任中國歷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任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歐陽山任中國文化研究室主任，師哲任俄語研究室主任，王思華任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心如任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等。
馬列學院還設有編譯部，這段時間是柯柏年翻譯工作的黃金時期，先後與其他同志合作翻譯編輯了：恩格斯《革命與反革命》（王實味、柯柏年譯）；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通訊選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譯）；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柯柏年譯、吳黎平校）；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柯柏年譯）。
張聞天非常重視這項工作併兼該部主任。他規定，翻譯人員每天至少譯漢字1000字，每千字可得稿費邊幣一元錢。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風》報告。28日透過《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至此，以整頓三風（黨風、文風、學風），與其相連的整頓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黨八股為標誌的延安整風開始。
整風學習剛開始很正常，柯柏年、吳黎平、艾思奇、張仲實等受命編輯《馬克思、恩格斯方法論》，完稿後交毛澤東審定，並作為整風學習材料之一在延安出版，在各解放區大量印刷。大家認真學習文化，研究黨的政策、方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糾正了一批錯誤思想和不良作風。然而，這場整風運動隨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1942年6月2日，黨中央成立了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為組長，康生為副組長，領導全面整風運動。由於康生回國後當上了中央黨校校長和中央社會部部長，掌握了教育、審乾的一部分權利，且又善於耍兩面派，見風使舵。他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貫與王明路線鬥爭的樣子（在莫斯科他是王明忠實擁戴者，曾高呼過&ldo;王明萬歲&rdo;，延安整風卻搖身一變成為反王英雄），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整風運動開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點名為&ldo;教條主義大本營&rdo;，定為整風運動的重點，後又作為審乾重點，把矛頭指向一些老同志。中央研究院有一名特別研究員、老共產黨員王實味，在整風開始後寫了幾篇雜文，批評他認為出現在延安的不良現象。他對延安經常上演京劇《玉堂春》、在週末舉辦交際舞會極為不滿，認為前線將士為抗日流血犧牲而後方卻歌舞昇平，與戰時氣氛不協調，便在《野百合花》中以&ldo;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rdo;對這種現象做了尖銳諷刺。
文章發表後，被國民黨利用作為攻擊共產黨的口實，王實味為此受到批判，被打成託派分子。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較高，譯著也多，與王實味一起做過翻譯工作，自然也逃脫不了關係，被指責為&ldo;教條主義典型&rdo;遭批判。一些參加過中央研究院整風的老同志回憶說，批鬥會天天開，會場亂鬨鬨的，大家七嘴八舌，根本不讓人辯解。後來甚至發展到無中生有、惡意誣隱。康生甚至說：&ldo;誰主動揭發，就獎勵他一雙皮鞋。&rdo;這在物質匱乏的延安，對一些意志薄弱者無疑產生巨大吸引力。還有一些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甚至表現出雙倍的忠誠。搞得研究院人人自危，一片怨氣。
延安整風是對柯柏年人生歷程的一次重創，困惑中他打算以後再也不搞翻譯工作了。儘管後來毛澤東出面，提出整風是為了明是非，長見識，不追究個人責任，壓住了康生那一套，但還是深深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