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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穩定廣州局勢，1967年初周恩來和康生到了廣東聽取&ldo;中央文革&rdo;派駐廣州聯絡員的匯報，隨後周恩來在廣州珠江賓館召集廣州兩大派主要領導人開座談會（廣州紅旗派以學生為主，東風派以工人和農民為主）。在&ldo;中央文革&rdo;的壓力下，會議宣佈紅旗派是左派，東風派偏於保守。其結果適得其反，會後兩派鬥爭更加激烈。東風派情緒激動，認定是廣州軍區向總理做了有傾向性的匯報，集中了萬餘人到軍區靜坐，討個說法。一時間，廣州地區派性衝突加劇。省革委會派父親到北京京西賓館找周總理匯報，希望總理給東風派摘帽，但由於戚本禹堅決反對而作罷。廣東地區&ldo;支左&rdo;部隊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
廣東地處邊防，每年有春秋兩季出口商品交易會，這在當時封閉的中國無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務。中央要求廣東既要搞運動，又要保障交易會不出問題。為此，1967年6月，廣東在全國率先成立了軍事管制委員會，&ldo;軍管會&rdo;主任黃永勝，副主任有抗戰期間曾給周恩來當過秘書的孔石泉，父親也是副主任之一。實際上&ldo;軍管會&rdo;也控制不了局勢，由於&ldo;中央文革&rdo;直接插手造反派，&ldo;軍管會&rdo;多次受到衝擊，只能勉強維持運轉。
那時廣州地區很亂，造反派衝擊部隊，搶截軍火，武鬥頻頻發生。為了制止武鬥，每次發生武鬥時，&ldo;軍管會&rdo;要求&ldo;支左&rdo;部隊要迅速插入武鬥的兩派中間將其隔離，避免事態擴大。而且要求部隊赤手空拳，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因此傷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經服役的部隊裡一個叫林進海的幹部，就是為保護戰士不受傷害，奮不顧身撲向造反派投來的手榴彈而犧牲的。
在處理上述情況時，由於作戰部門要直接調動部隊，為了及時瞭解掌握部隊動態，父親經常要到第一線指揮。有時他的指揮位置就在軍用大卡車上，卡車在流彈橫飛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車廂中間，周圍圍著一圈戰士。子彈又沒長眼，誰知道哪顆流彈會跳過人牆傷到他。這些經歷父親從來不曾與家人說過，是在很久以後的90年代，一位當年與父親共事的參謀人員無意中提起的。父親這樣做，可能是怕家人擔心，也可能認為那是一種軍人的責任！只要國家需要，無論理解還是不理解，軍人都應沖在前面。
&ldo;中央文革&rdo;將兩大派頭頭調到北京解決問題，形勢稍有緩和。直到1968年冬成了革命委員會，情況才好了些。
四
1969年3月中蘇發生珍寶島衝突。5月父親調軍委總參任副總參謀長兼作戰部長。（1970年4月作戰部長由王夫芝接任）父親深知京官難當，採取了一種自我封閉的方式對待工作以外的事物。對總參內部&ldo;文革&rdo;中發生的一切事情概不介入、不表態，而且不串門、不走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甚至連林彪、黃永勝家放電影時誠邀老部下參加，他不僅自己從來不去，也不讓母親和妹妹參加。為此，一些父親過去的老上級很有意見，認為父親不近人情，人都到了北京，也不去看看老領導。
父親曾跟我說過，軍隊是個講究資歷的地方，那時總參許多一級部的領導都是老資格的將軍。自己的資歷和能力是無法與這些老同志相比擬的。新的環境，更廣闊的工作範圍，更高的工作要求，父親深感能力不及，壓力很大。雖兢兢業業，也只能被動應付，他夾著尾巴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抓戰備工作中去。
回顧建國後的歷史，從新中國建立之日起，特別是經過韓戰，中國一直視美國為主要敵對國家，一切戰備行動也以美國為主要物件。但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之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