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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是為了解決當務之急而臨時湊合的，凱恩斯的理論思考總是可以被納入緊湊的行動計劃中，穿插在現有的政府制度中，所以不必在對既定的實踐或者更不如說既定的社會秩序——造成劇烈衝擊的情況下就得以實施並且奏效。很少有人注意到凱恩斯是一個哲學家，他的經濟學著作充滿著哲學智慧的光芒，他所思考的經濟生活，其目的和意義都是圍繞著倫理。和其他經濟學家一樣，他具有科學家和佈道者的雙重人格。所以，凱恩斯在為當代經濟問題把脈、診斷和開具藥方時，充分結合了他的各種非凡天賦。
他是一個怎樣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為他的導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寫悼詞時曾有這樣一段文字：
博學的天才（2）
經濟學大師必須具備少有的一組天賦……他在某種程度上既是數學家、歷史學家，又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一定理解符號的意義，但又能用樸實的語言表述。他一定是在普遍的條件下思考特殊性，同樣，抽象思維和具象思維兼而顧之。他在反觀歷史的基礎上，研究當下，為未來提供方向。人類本性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皆在他的研究視野之內，同時他必須保持明確的目標和公正的姿態，時而像一個超脫而清貧的藝術家，時而像一個識時務的政治家。2
這番描述和馬歇爾相去甚遠，卻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驚人的相似。
他對萬事萬物充滿著好奇心，研究任何一個專題時都會編織一套奇思妙想的理論。他把17世紀的科學家牛頓稱做“最後一位魔術師”，3而不是第一個理性主義者。在他中年過後，他時常抱怨說那些年輕的經濟學家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意思是他們無法從更廣博的文化知識中汲取營養，詮釋經濟事實。
他才智超群，伯特蘭·羅素是同時代最智慧的哲學家，他寫道：“凱恩斯是我所見之輩中學識最高、思路最清晰的一位。每次我和他辯論，我感覺我就像在冒生命之危險，即使透過氣來也常常感覺自己像個十足的傻瓜。” 藝術史學家肯尼思·克拉克也認為，凱恩斯毫無保留地奉獻了他的聰明才智：“他從來都沒有熄滅過他的‘車前燈’。”
他思想善變，總是很快改變他的觀點。他在思考時喜歡天馬行空，正因為如此，他的朋友奧斯瓦爾德·福克說：“儘管有些浮誇，但他卻能比其他人更迅速地感受和捕捉到事態的進展。”
凱恩斯是所有經濟學家中最具敏銳直覺的一位，他對特殊情景下的態勢有著非凡的洞察力。他具有和弗洛伊德不相上下的科學想象力，“這樣的科學想象力蘊涵著豐富的創意、驚人的可能性和切入實際的假設，它們在直覺和普通的經驗中都可以找到堅實的基礎。”他同意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深刻的經濟學直覺”的說法，他引用德·摩根對牛頓的評價：“他如此沉醉於他的推測，儘管他知道有很多猜想是無法找到證明的方法的。”凱恩斯對那些無法證明的推測也確信無疑。4
凱恩斯對馬爾薩斯的評價是：“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體驗林林總總的變化，不時用嚴肅思維的原則對這些體驗做出分析和解釋，馬爾薩斯具有非凡的能力將兩者在他身上合二為一。” 這個評價也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凱恩斯自己的經濟哲學。他在1938年告訴羅伊·哈羅德，經濟學是“用模型表述的科學思維，加上為現實世界挑選一個適當的模型，後者實在是門藝術……好的經濟學家鳳毛麟角，因為他必須能用‘警醒的觀察力’挑選最佳模型……很少有人具有這種天賦。”5凱恩斯對統計資料顯示的經濟事實高度重視，他常說他是在“搗鼓這些資料並琢磨這些資料的含義”時靈感突發的，在發現資料之間具有相關性時，他會和其他經濟學家一樣欣喜若狂，但眾所周知他對用統計方法預測未來的經濟計量學持懷疑態度。他堅決認為好的統計學不是給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