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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時遠距離的交通所帶來的直接好處，主要是促進瞭如海貝、海螺等貴重物品的流動，再就是礦產品或手工業品的互通有無。瀋陽北郊一處距今約7000年左右的新樂遺址，在一座面積為24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址內，發現了許多有明顯切割加工痕跡的煤精製品1；另一座面積達95平方米以上的半地穴式大房子內，不僅出有這種烏黑髮亮的軟質煤精製品，還發現了大量有磨痕和刮削痕的石墨、赤鐵礦、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瑪瑙2。它們都不是本地產品。據鑑定，煤精的產地在近百里外的撫順煤田西部3；瑪瑙出自瀋陽南郊蘇家屯的康家山；玉的產地更遠在400裡外的岫巖、寬甸一帶。顯而易見，原始時代的交通緣起，多數是以人們對於自然資源或貴重物品的開發、加工、利用和流動互通為其動因，是打破生態分佈系統的初步嘗試，交通的發展基本處在自然狀態的聽任自流之中。
有夏以降，這種消極發展的交通狀況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機。首先，交通的開啟已成為當時整個社會的集體行動。《史記&iddot;河渠書》引《夏書》說，&ldo;禹抑洪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磊，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肢九澤，度九山。&rdo;《夏本紀》說，禹&ldo;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稜。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rdo;這些說法未必完全可信，但當本之於某些史影。應該指出，大禹治水發生在原始社會過渡到夏代奴隸制國家政權形成的大變革時期，禹以決壅通川、治理洪水為契機，運用業已掌握的公共權力，有可能組織起較大規模的人力物力，在奪取治水勝利的同時，似乎已將當時的國土劃成幾大行政區域，並且在一定範圍內根據山川地理形勢規度了若干水陸通道。春秋時代人們追憶邈古歷史時，每每提到&ldo;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rdo;1，正足以說明禹動員社會集體力量有意識經營交通的開啟，給後世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夏商兩朝對其領域實施統治或對周邊方國的羈魔與戰爭，持續地刺激著交通的進一步發展。文獻中不乏這方面的史跡，如追敘夏代雲：
（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大戴禮記&iddot;少閒》）
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戰國策&iddot;魏策三》）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尚書大傳》卷三《夏傳》）
（帝相）七年，於夷來賓。
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後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後荒即位元年，以玄珪賓於河，命九夷東狩於海，獲大鳥。
後洩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後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再保庸會於上池，諸夷入舞。（均見《竹書紀年》）可見夏夷之間的交往或交惡是十分頻繁的。這裡有其政治原因。《尚書&iddot;立政》記周公之言說：&ldo;以涉禹之跡，至於海表，罔有不服&rdo;，顯然周代統治者是以夏對諸夷的政治羈縻作表率的。當然，夏朝在經濟上對諸夷自然資源的需求也不失為開發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傳盛稱&ldo;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rdo;1，&ldo;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rdo;2，道出了箇中奧秘。而所謂來服、來賓、來御、東狩、征伐或通於四海，必定伴隨著道路交通的開闢。
商代交通發展的動因與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