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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與汙濁的界限劃分得多麼分明！
此類故事多矣，恕不贅言。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東方文化在名利問題上歷來主張清貧、淡泊、節制、聖潔，頂多退讓到“君子生財，取之有道”。或者“審時度勢”，“功到名成”足矣！而凡是追逐、貪婪、淫逸、享樂和巧取豪奪、欺世盜名等等觀念和行為，什麼時候都會遭人唾棄的。
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無產階級的義利觀尤其顯得重要。因為名利問題的“兩隻船”已經更加突出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在某些場合下，就等於是名利的“地雷”、名利的“陷阱”埋沒在你身邊。這就要求我們，腳莫亂踩，一亂踩往往傷殘人生；手莫亂伸，一亂伸往往被捉住；船莫亂上，一上錯了許多時候就難以下來。最好的態度是：名利淡如水，事業重如山。該得到的，什麼時候都能得到；不該得到的，什麼時候都不去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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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先生賽跑
1919年1月，陳獨秀在回駁對《新青年》的批評時，第一次使用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一暱稱，我以為這算得上中國翻譯史上的一道閃電。他說：“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來，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遲。”（引自《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自此，稱*為“德先生”、科學為“賽先生”的這一“五四用語”，便在中華大地風行起來了。
多少年過去了，吾國的德先生，從新*主義而社會主義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通衢大道上闊步走來，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權力不斷增強。而賽先生呢？自然不甘落後，早在400多年前，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將近代科學帶入中國。以後的各次政治運動如“洋務運動”、“百日維新”等等，雖然都在不斷地喚醒華夏民族的科學意識，然而都不及“五四”運動的猛烈，而且迅速付諸實際行動。我們的有識之士“猥自枉屈”，從歐美等地請來了賽先生，從蒙童開始學習“格致”（聲光化電等實用技術），以及多種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終於迎來了當今電子科學、數字科學等等高科技時代的到來。然而，當吾國國門再一次開啟的時候，特別是近些年來以資訊科學技術為代表的知識經濟向我們湧來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現實：咱們賽先生的奔跑速度與人高馬大的洋選手相比，確實落後了一大截。
怎麼辦？賽先生的特質就在於那個“賽”字。恰如火車與汽車賽，高速列車與飛機賽，賽得交通工具大發展；今天我們也要國內與國外賽，沿海與內地賽，賽出一個科技現代化的強國來。同志哥，不要自卑，不要膽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已經把我們無情地推向這個賽場了，華夏兒女焉能“拉稀擺帶”！
賽起來就要加大投入。這些年來，我國的科技經費投入儘管逐年增加，但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是很低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投入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0．7％左右，而1996年竟下降到了0．48％。這相對於美國使用的2．45％，日本使用的�2．9％�，我們的投入真是太小了。因此，“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吃飽草”的問題，已嚴峻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勒緊褲腰帶加大資金的投入，對自然條件差一些的中西部地區，還要給予政策上的優待，這才正是我們的賽先生翹首以盼的呢！
賽起來還必須加強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教育，大力提高國民的文化水平，這本來是加大投入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我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