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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託郭沫若帶信給黨中央
李立三與郭沫若，早在1927年共同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時就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情。當時，李立三是起義的發起人之一，兩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委員。但在那次起義失敗之後，兩人天各一方。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線”錯誤，被迫流落蘇聯，身處逆境；郭沫若也因蔣介石的“通緝”，東渡日本，雙方便失去了聯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下落。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結束後，黨中央就向蘇聯交涉，讓李立三回國工作。直到8月底，蘇共聯絡部部長潘友新才對李立三說，你多次要求回國，現在批准了。為做好回國準備，他讓李立三先看一些中共中央的檔案和國內的報紙，以瞭解國內情況。這位蘇共負責人曾經問李立三，你對於被捕的事情有什麼意見？李立三回答說：“被懷疑是難免的，現在弄清楚了，蘇聯是正確的，斯大林是英明的。”但是這位負責人只告訴他被選為中央委員的訊息，卻遲遲沒有告訴他什麼時間可以回國。
1945年6月，應蘇聯科學院的邀請，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代表和中國學者的身份，來莫斯科參加該院成立二百二十週年紀念大會。紀念活動本來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進行。但郭沫若於6月9日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重慶，繞經印度、伊朗，路上耽擱太久，直到6月25日才抵達莫斯科，只趕上紀念活動的末尾。在蘇聯的特別優待下，單獨給他安排了50天的參觀遊覽活動，直到8月16日才離蘇回國。時過18年之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李立三同老友遠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
在此期間，李立三在莫斯科多次去看望郭沫若，兩人長時間敘舊。後來郭沫若在《蘇聯紀行》中寫道：“李立三強烈地思念祖國，思念舊日的戰友和同志，差不多的舊友，他都殷殷地問到了。”郭沫若啟程回國前，李立三請郭沫若帶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黨中央向蘇聯交涉，准許他儘快回國工作。
郭沫若從蘇聯回到國內，把李立三在蘇聯的情況向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作了彙報，同時轉交了李立三寫給黨中央的信件。經黨中央與斯大林、蘇共中央的再次交涉，才無條件地准許他回國。
李立三歸心似箭
李立三獲准無條件回國了，他要拋雛別妻，他和李莎又面臨別離之痛。
1946年1月16日，在莫斯科火車站，李立三行裝在身，即將登上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同行的還有楊至誠、袁牧之等人，他們將取道海參崴，然後再轉乘蘇聯的軍用飛機回國。月臺上，李莎和親友們來為李立三送行。李英男從李莎的懷裡跳下來，抱住李立三喊：“爸爸，抱我。”李立三抱起李英男：“英男，爸爸回中國了，你要聽媽媽的話，過一段時間我來接你和媽媽去中國。”“不，爸爸，我要和你一起走。”李立三笑了：“英男聽話，先不走，將來跟媽媽一起去。”李莎抱過李英男，嗔怪道：“英男，媽媽抱，爸爸就要上車了。”
開車的鈴聲響起來了。李立三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別，最後，他擁抱住李莎和李英男，吻別她和女兒。李立三登上了火車。火車一聲長鳴，徐徐開動了。李立三從車窗伸出手來，向送行的人們招手致意。李英男大聲地喊：“爸爸再見！”當她回過頭時，發現李莎在默默地流淚，她用小手給媽媽擦淚，像個小大人似地勸哄李莎：“媽媽不哭，我也不哭。”這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