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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全球變暖的NASA科學家）公開表達反對當前政策的觀點。
對於領導來說，在組織中開始資訊自由流動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則。他們必須接受，甚至歡迎那些令人不安的資訊。如果領導人時不時表露出他們想聽的不只是那些沒完沒了皆大歡喜的談話，同時表揚那些有勇氣明確說出令人不悅的真相的人，那麼規範將向透明轉變。
透明是組織道德健康的證明之一。我們已經開始思索，政府、組織以及其他機構有一種DNA。健康的機構，包括*制，比不健康的（比如奴隸制）更加開放。後者拼命隱藏他們醜陋的秘密。對企業來說，開放不僅僅是讓組織自我感覺良好的某種道德政策，它類似慷慨的產假。開放和它所帶來的組織的本質轉變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優勢——它帶來顧客的忠誠，招募到最好的人才並留住他們。這點對今天的消費者很重要，證據之一是他們對綠色產品極大的興趣。對於那些在最具創意的公司工作的人來說，這點也很重要， Google的座右銘是很著名的“永不為惡”，無數人想為Google工作，這就是證明。
當我們談論創造坦誠的文化時，也就暗指組織最終會控制這個過程。當然，組織的領導們承諾透明的時候，透明會大大增強。但即使領導拒絕，在數字時代的今天，透明也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透明是必選項。
近期，電視辯論中明顯有些讓美國總統候選人感到不舒服的問題，不僅來自參與者，而且來自社交網站YouTube的網友。候選人過去習慣於小心審查，控制不期而遇的事情，但現在他們不得不巧妙的回答那些來自網路，由卡通角色以及穿著各種愚蠢西服的人們提出的問題。YouTube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演講，Google讓所有候選人都無法否認過去所做的事情以及講過的話。只需幾秒種，任何有膝上型電腦的人都能查到候選人過去的職位，再花幾秒時間，就能說出那些扭曲的事實，或者遍佈整個網路世界的那些關於他過去自私自利的記錄。無論候選人喜歡與否，坦誠的文化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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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權者說真話
那些能讓人自由的真相，往往是人們不願意聽的。
——Herbert Agar，《偉大時代》1942年
2002年，安然公司的莎朗·沃特金斯、世通公司的辛西婭·庫珀和FBI的科琳·羅利，因為敢於對各自機構的高層直言進諫，獲得了《時代》雜誌“年度人物”的稱號。正如《時代》所報道的，這三位榮耀的員工並不阿諛奉承，也不是為了出名，她們不想成為告密者，三個人——首先都是家裡的經濟支柱——是冒著丟掉工作和事業的風險做這些事情的。令人傷心的是，他們提醒上司，公司有嚴重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但老闆充耳不聞，不僅如此，這些女性還因為她們試圖挽救組織的行為而被邊緣化、疏遠、嘲諷、甚至惡語相向。那為什麼他們還敢對當權者說真話呢？動機各有不同，但她們三位採取行動的原因都是因為看到的是不得不說的道德危機。用馬丁路德金的話來說，“當我們開始對重要的事緘默不語的時候，我們的生活就要走向滅亡了。”
接下來四年多的時間裡，美國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反恐專家理查德·克拉克，前部隊總指揮官埃裡克·辛賽奇以及白宮經濟顧問勞倫斯·林賽大膽地向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員說了真話，之後也遭遇了和沃特金斯，庫珀以及羅利相似的命運。的確，幾乎在所有的社會組織中——家庭，體育隊，學校，企業，政府以及非盈利機構中——不顧權勢等級，對比自己級別高的人說出令人不快的真話，這種經歷有時是很恐怖的。儘管我們當中很少有人直接接觸過類似安然公司那種規模的欺詐，但幾乎所有人都曾對那些令人憤怒，鼓起勇氣才能與之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