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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關係的這種演變過程是相當明顯的。例如，透過研究戰時一系列戰略決策是如何制定的，便能看出英美之間力量對比的變更。1942 年，美國的動員尚處於開始階段，英國可以用來對德作戰的武裝力量仍然超過美國，那時邱吉爾已經難以說服美國人接受他所提出的進攻北非的戰略了。到1943年，美國的軍力已超過英國，那時關於進攻義大利是否有利這一問題，邱吉爾同馬歇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雙方各執己見，似乎陷入了僵局，結果是按照邱吉爾的主張解決的，這個決定一方面是由於艾森豪的贊助，同時也是當時的情勢使然，因為巴多里奧已表示願意投降，並且在天氣變壞之前，沒有充分時間為進攻諾曼第進行準備。

然而，到1943年11月間，美國主宰英美聯盟的地位已成定局。在開羅和德黑蘭，以及雅爾達會議舉行的前夕在馬爾他，邱吉爾和英國參謀長們不得不在有爭議的關鍵問題上屈從美國的意見。那時，美國武裝部隊已大為擴充，遠遠超過英國的兵力，因此無論在歐洲或太平洋的主要戰區，指揮權已轉入美國司令官的手中。

對英國領導人來說，兩國實力日益懸殊的狀況是不易適應的。但由於雙方的剋制和友好的夥伴關係，新興的強大的美國力量並不顯得咄咄逼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不露鋒芒。邱吉爾經常充分利用形勢，精力充沛、熱情洋溢地投入雙方同意採取的任何戰鬥行動，即使他曾堅決反對過原來的建議。另一方面，美國人也並不完全漠視英國人的論點與告誡。當雙方發生爭執時，幾乎總是有辦法達成妥協：美國人對英國人作出某些讓步，英國人則遷就美國觀點，作出更為重大的讓步作為酬答。

在大戰期間英美結成夥伴關係的過程中，各個人物的性格無疑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處理各種事務上，邱吉爾和羅斯福都打上了各自的標記，而艾森豪和亞歷山大、馬歇爾和迪爾、霍普金斯和艾登，在各自的活動範圍內也都是如此。共同的或近乎共同的語言是至關重要的。英美兩國在歷史上有親密的淵源，從而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及傳統，這些因素在兩國結盟中都起了作用，只有英國及其自治領之間的關係才能同這種情況相比擬。

然而，不論這些因素在促進英美合作上起了多大作用，它們卻不是使這種合作獲得無比成就的根本原因。英美聯盟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因為英國政府不得不同意美國人的意見，並認識到自己所處的地位，所以在爭論發展到要影響兩國政府日常的行政協作之前，便體面地退讓了。誠然，在一切關鍵性的時刻，都能聽到英國人的意見，有時英國的意見修改了美國人的決定，但始終有一個最高權威，它作出的決定是有約束力的。當美國政府的領袖們(主要是總統與參謀長們)說&ldo;可行&rdo;或&ldo;不行&rdo;的時候，就得遵命照辦，而英國人說類似的話時，總要經過別人審查一下。

這種情況並非由於邱吉爾自願屈居人下。他只是認識到，倘若他堅持採取不合美國政府胃口的行動，美國人儘管不願意，卻總可以同他公開爭吵，然後在經濟上施加壓力，這是任何人領導的英國政府都受不了的。英國付不起這種昂貴的代價，因此始終不得不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失去美國同情與支援的行動。

史達林的情況比較起來要獨立自主得多。或許，他經不起美國停止供應物資，但在萬不得已時他還是經得住這種損失的。因為，他對國內宣傳與警察的專橫控制意味著，除了用其他辦法之外，還可以同希特勒重新達成協議，這條路在整個大戰期間始終沒有完全堵死。大戰結束後不久，史達林便表明，蘇聯能繼續成為一個大國，同聯合起來的英美公開對抗。當然，史達林掌握主權所付出的代價是，他統治的民眾為此做苦工，受苦難，他們為了服從布林什維克國家的需求而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