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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皇帝的控制權在齊王手裡，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名無實。
而且當時不比往日，實際上已經沒有人能夠隨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馬，即使成都王控制了皇帝，他也只能支配自己勢力範圍內冀州兵與兗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荊州兵、西部的關中兵全都各為其主，絕對不會聽從成都王號令。同理，齊王、河間王等人也都沒有能力號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後，諸侯割據的局面已經隱然呈現。
成都王的所得與他的身份與貢獻是不相匹配的。論親疏，他是武帝的兒子，惠帝的親弟弟；論功勳，他的軍隊是扭轉戰局的中流砥柱，是他擊潰了趙王的主力，率先進入洛陽。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義，齊王在各方面都要遜成都王一籌，齊王之所以能夠得志，是成都王謙讓的結果。
齊王對此心知肚明，於是他投桃報李，給成都王“錄尚書事”，魏晉以來朝政大權逐漸由三公九卿轉移至尚書省、中書省，“錄尚書事”即意味著有權參政議政，齊王此舉實質是在邀請成都王共同輔政。
但是此時的成都王並未對權力表示有很強的慾望，無欲則剛，成都王對於此次齊王主持的權力劃分並沒有顯示出不滿。
感到不滿的是河間王，他在這次博弈中可謂慘敗。論收益，河間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廣陵公和新野公，後三者加官進爵，加的都是掌握實權的官銜，進的都是實實在在的爵位。河間王千里奔赴，卻僅僅得到一些虛職：“侍中”這個職位表示河間王以後有直達禁宮向惠帝奏事的權力，而“太尉”只是一個虛銜三公，並沒有指揮兵馬的權力。河間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領域，可謂顆粒無收。
河間王顆粒無收的原因是齊王的有意壓制。齊王痛恨河間王當時的騎牆行為，更加痛恨河間王事後湊過來撿漏，所以只給他一些虛幻的優寵，將其排除在參議政事的門牆之外。
河間王固然貪心不足，齊王也未免有些意氣用事，二王因此結下仇怨，導致日後的反目。
由這道詔書也可以看出皇權的微弱的趨向，說賞與罰是人君駕御臣子的兩大利器，此時這些利器已經失效。
如果賞罰分明，河間王不僅無功，反而還應當受罰，結果他卻升任三公；無獨有偶，幽州的王浚擁兵自重、首鼠兩端，惠帝不僅沒有降罪，反而給王浚官升一級，由寧朔將軍升任為安北將軍。
當罰不罰，當賞則在濫賞。在平時，封三公是不尋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為此禱告天地，到太廟向祖宗備案；而加三賜之禮、加九錫之禮更是驚天動地的事情，幾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氣封了三個三公，給兩個大臣加九錫，另一個加三賜。
顯而易見，這道詔書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權臣們的利益。這次權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據也不是功勞的大小，而是拳頭的軟硬、武力的強弱。
齊王在豫州滯留的兩個月並沒有白費，他帶足了兵馬才來，果然是深諳政治的有心人。
不過儘管齊王心思縝密，有的地方他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詔書下達之後，成都、河間二王仍賴在洛陽不走，齊王對此無可奈何。
亂世之中的政治話語權是與軍事實力相匹配的，齊王只是略勝一籌，並非一家獨大，雖然惠帝充當了仲裁，判給齊王執政權，但是齊王到手的僅僅是紙面上的權力，他根本無法號令天下。遠的不說，即使在區區洛陽城，缺乏成都王、河間王的配合，齊王就無法控制住局面。
當時洛陽匯聚了晉朝半數以上的軍隊，大大小小的軍事團體成百上千，每一支隊伍都代表著一方勢力，要求在新政權中分一杯滿意的羹。他們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為了增強競爭力，他們又相互結黨，最後形成三大陣營。齊王、成都王、河間王就是這三大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