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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寫進去，把我自己寫進去。不是寫我已經做過的事，是寫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噓，是描寫一個幼稚而大膽或者有點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不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撻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種生活，也熟悉我描寫的那些人。正因為像覺新那樣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爺才能夠橫行無阻。我除了寫高老太爺和覺慧外，還應當在覺新身上花費更多的筆墨。
倘使語文老師、大學教授或者文學評論家知道我怎樣寫《激流》，他們一定會認為我在“胡說”，因為說實話，我每隔幾天奮筆寫作的時候，我只知道我過去寫了多少、寫了些什麼，卻沒有打算以後要寫些什麼。腦子裡只有成堆的生活積累和感情積累。人們說什麼現實主義，什麼浪漫主義，我一點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時交稿。我拿起筆從來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寫得快，說我“粗製濫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創作方法只有一樣：讓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透過人物生活。有時，我想到了寫一件事，但是寫到那裡，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數作品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們。我以本來面目同讀者見面，絕不化妝。我是在向讀者交心，我並不想進入文壇。
我在前面說過，我剛寫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發來的電報，通知我大哥自殺。第六章的小標題是《做大哥的人》。這不是巧合，我寫的正是大哥的事情，並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當時懷著二十幾年的愛和恨向舊社會提出控訴，我指出：這裡是血，那裡是屍首，這裡是屠刀。寫作的時候，我覺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筆下哭訴、哀號。我感到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我說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樣的人看見自己已經走到深淵的邊緣，身上的瘡開始潰爛；萬不想大哥連小說一個字也沒有能讀到。讀完電報我懷疑是在做夢，我又像發痴一樣過了一兩個鐘頭。我不想吃晚飯，也不想講話。我一個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燈火輝煌的人行道上走來走去。住在閘北的三年中間，我吃過晚飯經常穿過橫浜橋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說《新生》裡我就描述過在這條所謂“神秘之街”上的見聞。
我的努力剛開始就失敗了。又多了一個犧牲者！我痛苦，我憤怒，我不肯認輸。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顏六色的滾滾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斷出現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體健康、大發雷霆的時候，大哥是在他含著眼淚向我訴苦的時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復活，但是對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進行無情的打擊。我一定要用全力打擊它！我記起了法國革命者喬治·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經去世，我更沒有顧慮了。回到寶光裡的家，我拿起筆寫小說的第七章《舊事重提》，我開始在挖我們老家的墳墓。空閒的時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寫給我和三哥的一部分舊信。我在《家》以及後來的《春》和《秋》中都使用於不少舊信裡提供的材料。同時我還在寫其他的小說，例如中篇《霧》和《新生》，大約隔一星期寫一次《家》。寫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的困難。我的確感覺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騰，它推著人物行動。高老太爺、覺新、覺慧、這三個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們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鬥爭，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氣吞聲，或者享樂，或者受苦，或者勝利，或者失敗，或者死亡……他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卻堅持進行我的鬥爭。我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寫作時始終牢牢記住我的敵人。我在十年中間（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寫完《激流三部曲》。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嘆息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