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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學名李堯枚，字卜賢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喚他李卜賢，學名倒鮮為人知。我母親在家裡有時也叫他“老果”。學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堯、國、治、家、慶、澤、長、勤、修、德、業、世、守、書、香”十六字排列命名的。父輩就以“道”字排始，別加一字必從水，故我父親名“道河”，叔父們分別名“道溥、道洋、道沛、道鴻”。連在浙江嘉興原籍的本族人的這一輩也叫“道”什麼的。到過四川，後在上海報館工作過的玉書大叔，就名“道澄”。一九二三年，三、四哥相偕來上海，這位本族大叔還帶他們去嘉興塘匯鎮看望四伯祖，瞻仰祠堂。前些日子去醫院探望四哥，他還跟我講起往事，說我三姐還曾拜玉書大叔做過幹父。我們這一輩弟兄全按“堯”字排名，另字從木。我們五弟兄就被命名為“堯枚、堯林、堯棠、堯椽、堯集。”下一輩按“國”字排，另字從火，大哥的五個孩子分別叫“國煜、國煒、國炯、國瑩、國煇”。由此可見封建大家庭的子孫連取個名字都定下這麼樣的規矩，舊禮教的虛禮繁文可想而知。故使得四哥從小就產生反感，極不習慣，總是設法躲避和抗拒。以至後來發展到對舊社會、舊禮教、舊制度的極端憎恨與反對。不過這命名的框框早就給衝破了。四哥和我的孩子命名就沒照老規矩辦事。這是我那死去的祖父萬萬沒料到的。畢竟時代在變，人的思想也在變。舊的要滅亡，新的要萌生。
大哥出生在一###七年，足足大我二十歲。他去世時，我不過是個十四歲的少年。那是一九三一年的一個春天裡，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早晨我家突然發生這意外的情景。時間已經不算早了，我正站在堂屋前的階沿上，眼見大人們從大哥住房（他住在左廂房）裡進進出出，表情緊張，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聽見母親和嫂嫂不斷呼喚著大哥的名字，還著急地說：“這個樣子叫人咋個辦！”據說大哥睡到現在還不醒，怎麼叫也叫不醒，不知出了什麼事。之後要我馬上去請張伯馨來診視。張是位開業的私人西醫，原先在法國領事館為祝武烈（中名譯音）醫官（也就是小說《春》裡面替海兒治病的那個外國人）任翻譯。祝回國後，張就自己申請開業行醫，跟大哥是朋友，有時我們家的人生病，也請他看看病，因之同我家很熟。我家那時早搬出老公館，住在桂王橋西街七家巷口，是租的一座公館大廳以內的正院，與二叔一房合住。大廳外還有兩個小院，住的一家姓王、一家姓吳。張的診所（也是他的家）在雙柵子，相距兩三條街。我立即小跑奔赴張處。張見我氣喘吁吁，一副緊張的樣子，問明情況後還安慰我說：“不要著急，你先回家，我帶上藥箱馬上即到。”果然，我前腳跑回家報信，接著張也就來到。經他仔細檢查、灌藥施救，又打強心針，可大哥依舊沉睡如故，未見醒轉。張忙了好一陣子，最後終於攤開雙手說：“發覺太晚，無法搶救，完了。”斷言大哥定是睡前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藥物，才是這樣。
大哥為什麼要這樣做，要服用大量藥物以毒殺自己，不說當時我這個少年不明白，就是母親、嫂嫂也弄不清楚。連他究竟吃的什麼毒藥也不知道，沒留下一點痕跡。直到後來找出了他留下的遺書，方知他早就萌有死念，遺書都寫了三次，撕去了三次，第四次方成。可見他那一陣子內心的苦痛到了何等的程度。現今看來他這樣做完全沒有必要。為了顧全個人面子，白白犧牲了自己不說（死時才三十四歲呀！），還給活著的親人們留下痛苦，損失與災難。母親同樣為了顧全他的面子，一個紳士家庭的面子，不失體面地先辦了大哥的喪事，還請舊日在四川做過提學使、三代世交方旭（鶴齋）老先生親臨“點主”。方有輓聯：“含憤一朝亡，兩地招魂居隔巷；弔喪三代共，八旬揮淚哭通家。”方家離我家不遠。時年八十，安徽桐城人也。並傾家蕩產盡我們所有了清他留下的債務。以至後來我家的生活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