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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布雷之死，時人已評論頗多，本不必再來湊這份趣。然而，種種議論雖各有所長，卻大多停留於表層誘因的羅列，鮮有從陳氏作為一個從政的知識分子這一視角透視的。我總覺得，在這一型別之中，陳布雷多多少少算得上一個典型的個案，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出這些從政者內在的心理困惑以及這些心理所憑藉的社會文化背景。本文所展現的就是一幅濃縮於陳氏個人的“道”與“勢”衝突的圖景。
為什麼“弘道”必須“擇勢”
陳布雷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生。他教過書，編過報，甚至一度教書兼編報。從1921年起，他在《商報》供職，任社評主筆。在大革命時期，那“畏壘”的筆名因嘲罵北洋軍閥之狠而威震江南。他自己也多次表白：做—個報人，是他的終生所願。那麼，為何這樣一位名聲顯赫的報人以後竟會棄文從政，投身於蔣介石的幕下，為人捉刀代筆呢？
欲破譯這個中的奧秘，似乎應該從存在於中國知識分子之中的“道”與“勢”的關係人手。
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之一在於他們憑藉的不是某種有形的物質生活條件，而是一種無形的內在信念——“道”。當代西方社會學家的研究表明：無論是中國、印度，還是希臘、希伯來，這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圈內知識階層的產生都與某種“哲學的突破”密切相關。“哲學的突破”意味著一個民族價值符號系統的初步定型，從此文化結構與社會結構分化，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質，這就為知識分子的產生提供了“道”的基礎。在公元前1000年到前700年左右，中國和西方几乎同時實現了“哲學的突破”，古希臘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中國則誕生了老子、孔子和墨子，他們都是各自“道”的先覺者。然而，中西之“道”在內涵上頗為迥異。西方的“道”具有一種“超然”性，其運思情趣往往在現世之外。古希臘哲人所孜孜以求的是大自然萬千表象背後的終極原因。亞里士多德說，希臘人“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因而他們沉浸於其中的是一個超塵世的邏輯思辨世界。希伯來人追求的是沐浴著上帝恩惠之光的幸福彼岸，他們在此岸人生中的使命只是洗滌靈魂的罪惡，獲得宗教的超升。無論是古希臘抑或希伯來，它們的“道”都不理人間俗事，與主宰現實命運的“勢”（權勢），互不相擾，因此西方的“道”具有充分的自在性和獨立性。
中國的“道”就耐不得這份寂寞了。它關切的主要物件即是人間世俗之事，對塵世採取的是一種“介入”姿態。中國的“道”既無心於日月星辰這些身外之物，也對前生來世頗為冷淡，它所著意的就是構建社會的政治倫理秩序。這就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最終使命不在於求知，求真理，也不在於傳播上帝的福音，拯救人的靈魂，而在於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西方，“上帝的事歸上帝管，凱撒的事歸凱撒管”，但在中國，“道”的世俗性質卻要求知識分子干預“凱撒的事”，遂埋下了“道”與“勢”之間數不清的糾葛。
如果中國的“道”與在現代西方一樣，本身就是一種“勢”（輿論之勢），那麼它儘管是世俗性的，卻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獨立，不必轉化為“勢”（政權之勢）來實現自己。但中國的“道”並不具備西方的“道”那種足以維繫獨立的輿論陣地或道統組織。如余英時先生指出的，中國的知識階層自與貴族階層分離之後，其最初的社會身份是一種“遊士”。他們猶如一葉自由自在的浮萍，縱然有了其精神依託——“道”，卻沒有任何社會的依託，因而常常貧困潦倒，“無以為衣食業”。但他們又肩負著“弘道”的社會使命，於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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