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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詩在胡適、俞平伯、康白情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勁敵同上，第165頁。。照他看來，“詩是被熱烈的情感蒸發了水氣之凝結”，詩人應該“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遊，然後大膽引吭高歌”，所以，白話詩首先應該是詩，至於白話不白話倒是次要的。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聞一多最看重的還是浪漫的激情，那是詩的靈魂。胡適、俞平伯這些新詩人新則新矣，但都過於理性、節制，缺乏萬丈豪情和狂恣的幻想，難怪聞一多對他們頗不以為然了。而視為唯一勁敵的郭沫若，是“五四”最富浪漫氣質的激情詩人。聞一多承認：“我生平服膺《女神》幾於五體投地，這種觀念，實受郭君人格之影響之大。”當《女神》出版的時候，他熱情洋溢地寫了一篇詩評，稱讚郭沫若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這精神中有動、有反抗、有激越。聞一多說：
現在的中國青年——“五四”後之中國青年，他們的煩惱悲哀真像火一樣燒著，潮一樣湧著……他們的心裡只塞滿了叫不出的苦，喊不盡的哀。他們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個人用海濤底聲響替他們全盤唱出來了。這個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我們的詩人不獨喊出人人心中底熱情來，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聖的一種熱情呢！
就這樣，早在“五四”時代，聞一多本能地疏遠啟蒙陣營中胡適領軍的理性主義，而將郭沫若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引為知己，自身也成為浪漫主義詩潮中的一員大將。這就為40年代以後的思想轉變埋下了早年的伏筆。
由於反叛的物件是傳統的綱常倫理，“五四”時代的浪漫主義帶有強烈的自我擴張和個性解放意味。郭沫若在《天狗》中自豪地宣稱“我是X光線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氣魄是多麼的宏大。聞一多也不甘示弱，在清華臨近畢業時也喊出了“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我是全宇宙底王！”這種氣吞永珍的個人意志張狂，對聞一多來說，有著鮮明的地域文化傳統。聞一多出生在楚地，古代的楚國不僅誕生了屈原這樣的浪漫主義大詩人，而且也出了一位躬耕自食、佯狂不仕的楚狂接輿。接輿的狂放是出了名的，聞一多對這位故鄉的遠古先人一直視為人格的楷模。在早年的詩篇《李白之死》開首，鄭重引了李白的詩句：“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在青年聞一多的心裡，頗有點將自己看作楚狂的精神傳人。到40年代拍案而起，成為鬥士以後，更是再三提到楚狂接輿，強調他的不合作和狂放精神。不過，在“五四”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狂飆突進、自我放大還是主要受到歐洲浪漫主義、特別是尼采哲學的影響。尼采對聞一多的影響，是潛在的，又是深刻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在給別人刻的石印邊款上，還特意刻了尼采的一句話：“每個誠實的人的足音是響的。”不過，“五四”時代的浪漫主義很快就從自我擴張走向了另一面：與某種群體性的獻身目標相結合。作為一種反抗傳統倫理價值的社會思潮，“五四”的浪漫主義有打碎一切偶像的訴求，然而一旦舊的偶像被拋棄，價值信仰系統出現了真空，浪漫主義卻無法自我填補這一真空，因為它只是一種情感的狂飆，一種意志的衝動；它有足夠的破壞力，而缺乏建構新信仰的理論架構。正因為如此，浪漫主義較之理性主義更不自信，更需要一種外在的新偶像，作為激情的依附物件。自我崇拜、自我擴張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個人”卻無法提供超越性的烏托邦，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終極價值，於是只能到各種“群體”之中去尋覓：或者是國家，或者是某一階級，或者是某種更抽象的善的共同體（如新村主義），等等。
聞一多選擇的是國家主義。中華民族，成為他激情投射的最初物件，成為青春時代的新偶像。民族的情感，最初是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播下的，但那時還不那麼熾熱，從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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