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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期間，在那個年代裡，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還在熟讀《聯共（布）黨史》，普遍地陷於教條主義而不自知。即使像顧準這樣的思想先知，也是要到“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才有最後的大徹大悟，從理想主義義無反顧地走向經驗主義。而張中曉卻早在五六十年代，在紹興縣城偏僻的一隅，在那個家徒四壁的陋居無夢樓，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飢寒交迫之中，已經異常敏銳地意識到那些問題，那些我們後來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付出了多少歷史代價，才好不容易意識到的問題。張中曉這位思想界的奇才，竟然領先了時代整整三十年！
自“五四”以後，黑格爾主義的幽靈就開始在中國知識界迴盪，到1949年以後更是藉助意識形態的力量，成為主宰中國知識分子思辨的主流模式。不少作家、學者在大環境的作用下，自覺進行思想改造，以黑格爾主義的歷史規律、必然性和絕對真理等概念重新編織自己的學術和思想，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然而，獨居鄉野的張中曉卻孤軍深入，以其敏銳的理論直覺，卻開始了對黑格爾主義的反思。張中曉明白指出：“歷史的道路不是預先設定的，不是先驗的途徑，相反，它是既往的人類行動的結果和將來的人類行動的開始。走到哪裡算哪裡——實驗主義歷史觀也。”當他的同代人正在孜孜探求歷史規律的時候，張中曉卻大膽地提出了實驗主義的歷史觀，而且斷然宣佈“必然性可以休矣”，這不能不令後人驚歎不已！張中曉對歷史必然性的批判，來自於他對歷史本相的獨特觀察。他發現：世界並不是歷史規律的裁判所，而只是人生活的地方。歷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在歷史舞臺上活動的只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對人的本位，尤其是個人本位的高度重視，成為張中曉批判黑格爾主義的原始出發點。
張中曉對黑格爾主義獨斷的絕對真理觀也有清醒的反思。他感到：“過去認為只有一個真理，現在感到許多不同的思想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別是歷史上有地位和成體系的大家，他們都代表真理髮展的一個環節。”對絕對真理的懷疑，使張中曉對那個時代中司空見慣的狂熱的盲從十分不屑。他認為，熱忱可以是求真的激情，也可以是一種成熟的虛驕自大之氣。後者由於惰性和缺乏科學思考的能力，會把熱忱中所包含的一些知識作為知識的唯一方式，成為獨斷的哲學意見，併成為一種無知和激情交織的東西。張中曉的眼光是那樣地深邃，頭腦是那樣地冷靜，他在一派狂熱的激情背後所洞見的只是一種無知的虛妄，而虛妄的學理淵源正來自黑格爾主義可怕的獨斷論。
的確，在那個年代裡，黑格爾主義借屍還魂，它的陰魂幾乎無所不在，很少有人能夠衝破它的概念硬殼，脫穎而出。連張中曉都感到某種窒息，感到在黑格爾的概念威力面前，任何邏輯思考都軟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也僵化了，乾枯了。老黑格爾佈下的似乎是一個巫陣，只要你一思考，一進入邏輯演繹，就會不自覺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然而，張中曉不甘心，他一定要破一破這個巫陣。他發現，對付黑格爾概念硬殼的最好辦法，也許是某種感性的語言，因為它還保持著生活的鮮豔性和生動性。如同尼采、魯迅那樣的道德格言，是一種“有一定的人生價值和思辨的形式”，以這種方式寫作，有可能掙脫黑格爾的概念巫陣，自由地放出靈感的火花。現在我們可以理解了，為什麼張中曉要選擇文感性色彩濃郁、卻多少令人費解的雜感語體寫作：除了因為環境惡劣，不得不遮人耳目之外，還不正是為了沖決內心世界的網羅。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當代中國思想史，可以說是從崇拜黑格爾到告別黑格爾的歷史，李澤厚的告別黑格爾是在70年代後半期，顧準的告別要早一些，而張中曉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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